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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将创立第四门新学科的原创型科学家孟凯韬教授

孟凯韬, 二级教授, 西北大学哲理数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43年12月生于陕西省周至县。196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数学系。1966年10月曾因在京贴大字报质问陈伯达、江青并对比地颂扬周恩来总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身陷囹圄。从1958年起有所发明创造;从1970年起独立承担国家科研任务;从1986年起,在钱学森先生指引下走上原始创新道路:在创新道路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1992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由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2003至2012年被聘任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医药重大研究计划评估专家和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终审专家组成员,是其中唯一非医学专业出身的专家。 

 

早年的发明创造和著述

孟凯韬早年从事图算学和速算法的研究。1978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农业实用图算》(24万字),新华社曾向国内进行报道,1980年获得陕西省科技成果三等奖;1980年由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乘除速算法》;1986年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多项式与多位数乘除开方新法》。此外,还获得“世界通用区时及地方时钟表”等9项专利。

首创思维数学

孟凯韬从1986年起,在科学泰斗钱学森先生指引下致力于数学与思维科学的交叉研究,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199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思维数学引论》。出版前夕,数学泰斗苏步青先生在给孟凯韬的信中称:“欣悉尊著即将问世, 我辈能够学习这门科学, 何幸如此之举!”又说,“关于什么叫‘思维数学’的问题,去年在京参加政协常委会时,曾和钱老学森讨论过一番, 使我体会到这门科学并非我过去所认为的Metamathematics (元数学, 数理哲学)。”同时欣然为《思维数学引论》题了签。1992年,著名数学家王梓坤院士和赵慈庚教授代表“思维数学”鉴定委员会签署的鉴定意见称:“思维数学是西北大学孟凯韬先生在毫无前人工作可供借鉴的情况下独自创造的。据我们所知,他著的《思维数学引论》也许是国际上第一本关于思维的数学专著。在中国数学史与思维科学史上都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无疑地是新生事物。但因其是新生的,便不能十全十美,还要经过考验。它的进一步完善,将可能是由中国人首先提出的又一重大数学理论。” 1994年4月3日,《科技日报》曾在头版“名家剪影”栏目以“在磨难中成长——思维数学家孟凯韬”为题进行报道;1995年12月1日,新华社曾以“孟凯韬创立思维数学”为题对外进行报道,并为海内外许多媒体所转载。

数学史上第五次革命

继思维数学之后,孟凯韬又在钱学森、苏步青先生鼓励和支持下致力于数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及中医学的交叉研究,1999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哲理数学基础》(52万字),首次提出“哲理数学”;2004年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自2000年起,哲理数学研究先后纳入国家攀登计划特别支持项目和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前期研究专项;2004年,“基于哲理数学的证候规范研究”又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关注,并被作为国家“973”计划独立课题。因此,孟凯韬先后于2005年和200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哲理数学概论》及其修订版(64万字),进一步完善哲理数学;于2007年和200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阴阳五行数学及其在中医学上的应用》及其修订版(44万字),提出“阴阳五行数学”;于200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阴阳五行数学与中医辨证论治现代化》,进一步完善阴阳五行数学。

“哲理数学”是一门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生在深层及在宏观上存在的联系和数量关系的科学,是一门具有前瞻性和大跨度、多交叉的整体科学,还是一门与传统数学根本不同的新数学。它区别于传统数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实现了哲学思维与数学思维、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整体观念与分析方法、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有机结合。它的功能也与传统数学有所不同:传统数学主要给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它则提供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给人们以智慧上的启迪。孟凯韬2011年基于它,不仅将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由“哲学思辨”层次上升到“科学实证”层次,而且发现并证明现实世界还存在另外九大规律,与之共计十二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三五生成规律、消长对称规律、正反相抵规律、量变质变规律、渐变突变规律、顺逆转换规律、物极必反规律、分浑交替规律、差异永存规律、性状无限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些规律将哲理、数理、物理、生理、病理、医理、事理等融为一体,可以贯通自然、社会与人生,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联系。

上述哲理数学专著,虽然能完全读懂的人并不多,但其除了得到钱学森、苏步青先生的首肯外,还得到包括哲学大家、国医大师和复合型科学家在内的十余位著名专家的高度评价,被认为属于“原创性重大成果”;还有专家认为,“最高的自由与最高的理性可能具有最高的综合,这就是哲理数学”。

传统数学经过四次革命的洗礼,虽然应用范围在逐步扩大,然而未能摆脱“排中律”的羁绊,始终坚持“非此即彼”而排斥“亦此亦彼”,可是现实世界中的事物绝大多数都是亦此亦彼的,“非此即彼”只是一种极限情况,因而对于绝大多数事物不是无法进行研究就是偏离它们的本来面目、得出错误的结论,所以在应用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同时在逻辑上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罗素悖论就是传统数学无法逾越的鸿沟。罗素悖论提出100多年来,虽然不少数学家进行不懈的努力,但只能规避罗素悖论而不可能真正解决罗素悖论,及至哲理数学打破“排中律”的桎梏,指出事物是可以亦此亦彼的,指出了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数学联系起来,才从根本上解决了罗素悖论。而且,大凡用传统数学无法进行研究的问题,用哲理数学一般都可进行研究,对于传统数学可以进行研究的问题有时也比其更加简便,从而可以弥补传统数学之不足,大大扩充数学的应用范围。因此,涉及“罗素悖论”的有关公开评论称哲理数学是“数学史上第五次革命”。

中医走向世界的桥梁

恩格斯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了数学之后,才算达到完善的地步。中医学作为一门将人体与自然、社会相联系而研究其生理机制、病理变化及疾病的预防、诊治和康复的整体科学,自然不能例外。不过,用传统数学根本无法研究中医,因为作为中医基本概念的阴和阳都不能孤立存在,永远是“亦此亦彼”的。哲理数学则不然。阴阳五行数学就是基于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的一门哲理数学的分支学科。中医理论数学化只能基于哲理数学及其分支学科阴阳五行数学,而不是基于传统数学;哲理数学及其分支学科阴阳五行数学有自己特有的符号体系,也与传统数学有不同的数学语言。它们不仅为中医理论数学化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中医走向世界架起一座桥梁。“973”计划课题验收专家组认为孟凯韬“所创立的阴阳五行数学使几千年来一直处于定性和思辨阶段的阴阳五行学说上升到科学层次,使复杂问题变简单,使隐性的东西变成显性的东西,使原来靠思辨的东西变成用公式推导的东西,使原来凭经验的东西变成有规律可循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东西,不仅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而且具有理论上的统摄性;除了理论上具有原创性外,在应用上最大的创新点是由阴阳五行数学中有关定理推出‘阴阳五行生理公式’,用数学方法再现了中医所说的人体生理活动的规律;其二,是创造了对中医的治疗方法进行逻辑检验的方法;其三,是创造了由‘既病’推断‘未病’和根据诊断和推断结果选药组方的方法及技术手段;所有这些,对于中医的发展都可能具有帮助。”因此,基于阴阳五行数学及其相关研究成果,除了诊断外,都可借助电子计算机进行,从而实现人-机结合的中医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现代化。

另一方面,用上述十二大规律审视历代中医学家的临床经验,可由之抽象、提炼出数十个定理,从而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使中医学跻身现代科学行列。因此,振兴中医并不是远不可及的目标,而是完全可以预期的结果。孟凯韬的新著《中医阴阳五行数学》所展示的就是阴阳五行数学如何贯通正宗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的联系,并使中医学由一门古老的学科演化为具有现代科学特征的科学,以及中医现代化可望实现的诸多方面。其中,孟凯韬1995年从哲理数学角度推出的“新概念五行图”(见下图上)竟与民国时期著名白族中医学家彭子益以河图中气升降圆运动之理破解《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温病学说的千古奥秘,所著《圆运动的古中医学》的思想不谋而合,唯缺十二经进行圆运动的内容。故添加所缺者,并名之为“天人相应圆运动图”(见下图下),则圆运动的古中医学的思想尽在其中矣!彭子益被称为“中医复兴之父”和继张仲景之后“第二位医圣”。

人类认识史上的革命

创立新学科并不那么容易,而是极其罕见。自古迄今在世界科学史上由中国人创立的新学科只有30余门;20世纪迄今,由中国人创立的新学科也只有十余门。钱学森先生是创立三门新学科的第一位中国科学家,孟凯韬则是第二位。然而,孟凯韬并不因此而满足,而是沿着钱学森先生指引的方向不断进行探索。他此前所创立的三门新学科是与钱学森科学思想一脉相承的。其中,“思维数学”对应于钱老所倡导的思维科学;“哲理数学”对应于钱老所倡导的系统科学;“阴阳五行数学”对应于钱老所倡导的人体科学。行将创立的“哲理科学”则与钱老所倡导的大成智慧学相对应。

“哲理科学”是一门将人类对事物的认识由“哲学思辨”层次上升到“科学实证”层次,从而追溯其本源的科学,即对哲理进行论证,指出其根本原因之所在的科学。其目的在于,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由原来“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跃向“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从而完成人类认识史上一场革命。其立论基础在于,上述世界十二大规律。

哲理科学的研究内容,概言之,即用上述世界十二大规律审视属于哲学层面的一切问题,借以破解世界的奥秘,揭示事物之间的深层、内在联系,从而使人们的智慧得到启迪,自觉地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逐步由“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言,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是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要真正掌握它的真谛绝非易事,因此真正精通的只是极少数,真理也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可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依靠少数人可以奏效的,而务必动员亿万群众共同奋斗。因此,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就显得尤其重要,然而也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不过,如果用上述十二大规律审视中国传统文化,那么对于属于“哲学思辨”层次的相当广泛的一类问题,都可使其真谛被充分揭示出来。譬如聚讼半个多世纪的“中庸之道”,只用三句话就可讲清楚,即:按照“对立统一规律”,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按照“物极必反规律”,如果对正的方面的事物过度助长,那么会使之达到上极限而走向反面。按照“消长对称规律”,如果对正的方面的事物过度助长,那么反的方面的事物也会得到助长;如果对反的方面的事物过度抑制,那么正的方面的事物也会受到抑制。因此,不论是对正的方面的事物的助长还是对反的方面的事物的抑制,都必须适度。这就是“中庸之道”的真谛。因此,普及上述十二大规律,使之成为广大群众认识事物的工具,可以帮助和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使人们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从而对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起到积极作用。这对于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录入:曹宁    责任编辑:王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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