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于敏先生 ：
催人奋进的一段难忘岁——于敏先生

著名核物理学家、理论物理学家于敏院士是我最敬爱的导师。值此迎接于先生80华诞的喜庆日子，激起了我对过去一段年华的追忆。在青春记忆中，从世纪霓裳里，体味旧日的时光，一瞬间在似水年华里找到了自己深深敬仰的恩师，以及在师长指引下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年轻伙伴们。

我生长在福建贫困山区，家境清寒。1957年，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1959年初，组织上选派我到北京二机部的401所（现为中国原子能研究院）进修实习两年。刚踏进我国顶尖的现代科研所，一切都让我感到非常新鲜，也使我十分振奋，但也不免有些胆怯，担心能否胜任科研工作。根据自己的基础和爱好，我选择了理论核物理作为自己学习和研究的专业方向。很幸运，当时所里第四研究室的核理论组组长就是于敏副研究员。于先生在他办公室亲切地接待了我，他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说话简练平和，但语出惊人。他说：“欢迎你和其他多名年青同志来到理论组进修实习，你们要通过边干边学、学以致用，尽快进入理论课题的科研工作；两年中，要把你们培养成具有理论科研能力而且具备组织科研工作能力的专业人才，科技干部。”我颇感疑惑，两年后若能胜任理论科研工作已经很不得了，还要具备组织科研工作的能力？就这样，于先生成了带领我们踏进科学殿堂的领路人，导师。

在我们来到401所进修时，于先生除在量子场论方面已有高深造诣外，还在原子核结构理论方面做出了独创性的研究成果。他把当时的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微观基础理论。他物理思想清晰，有敏锐的洞察力，对学生诲人不倦、循循诱导。我们都很喜欢聆听他作学术演讲。讲述的内容非常精炼，也很有用，看似深奥难懂的数学公式，在他的笔下却现得那么显明易懂，巧妙地辅以物理思想的阐述，饶有兴味。

在于先生悉心指导下，我们边干边学，干劲十足。首先让我参与了氘核削裂反应机制的研究，用扭曲波理论和动量近似进行计算，集体完成了任务，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在《物理学报》（1960年）上。接着，奉先生之命，负责一个课题的研究，即采用低能复合核反应机制，从理论上解释我国第一个低能核反应实验给出的6.8MeV质子对Cr等原子核的弹性散射实验角分布及国际上有关的一些实验数据。学术论文完成后，文中有关学术论点被原子能所实验组报告实验研究结果的论文作者所引述（见《物理学报》16（1960）413；《物理学报》18（1962）227）。

尽管他自己还很年青（当时还不到35岁），但却关怀着比他更年青一代的业务成长。当我们稍有成绩，就热情鼓励。我们基于保持角动量守恒的Hosen—Feshbach复合核统计模型解释本所6.8MeV质子的弹性散射数据刚取得了一定成果，他就在所里一次研究成果汇报大会上安排我在实验组的研究成果报告之后作一个15分钟理论上的“remark”发言。因为从未有过登上学术讲台的经验，结果“发言”的时间大大超过了规定的时间。会后组里有些同事批评此事，但没想到，于先生还肯定、鼓励了我这一次的学术“发言”。

我们一边做理论科研工作，一边阅读外文专著和科学文献（当时国内基本上尚无中文专著和有关文献），每每遇到不懂的问题，或在研究组内相互讨论，或求教于先生。多少次我碰到了难解的问题，多少次于先生都给与了满意、详尽的解答。还记得一次在研读达维多夫专著《理论核物理》（俄文版）时，其中有两个重要公式不知如何推导出来的，经苦苦思索，无果而终。最终只好找到于先生。令人惊奇的是，他一看公式，很快就指明了推证的关键步骤。一次，我们计算得到了一个有关复合核反应产物角分布的数值结果，但不明白其中隐含的物理机制。我拿了这一问题来找于先生，他对计算数据一一作分析，马上就指出勒上特函数——角动量本征函数起了重要作用，并领我来到图书馆找到了数学手册，翻阅的曲线图，并指出P_l随角动量l的变化规律，耐心地讲解它们是怎样在反应过程中显示作用的。“边学边干，学以致用”。我们一边从科研工作中学习，一边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科研课题上。转瞬间，两年进修实习很快就顺利结业了。当时，虽说没有现在那样申请什么一个学位，譬如说硕士学位，但我们大都感到收获很大，很充实。

我回到山东大学物理系后，因为要践行“学以致用”，就欣然答应给系里应届毕业生上一门选修课：“群论在核物理中的应用”。尽管当时我并无什么教学经验，特别是上高级理论课的经验。可能让不少同学没有听懂，浪费了他们宝贵的时间而不免感到内疚。多少年后，他们中有一些在学术上出类拔萃的专家人才，因选修了这门课尊我曾为他老师，我内心又感到庆幸。

1962年我离别山东大学来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工作。不久，曾在401所4室核理论组一起进修拜于先生为师的赵玄、黄唯志（现已故）两位同志也调来这里，加上来自复旦、南开等高校的其他几位同志，我们从此就形成了有一定科研能力的核理论研究小组。此后十余年的政治动乱，乃至“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尽管延阻了但没能摧毁我们的科研工作。多年过去了，我深深感受到，那两年在京进修实习打下的理论基础和专业技能，对我尔后的科研工作是多么重要。于先生那超凡的治学风范，永远激励我对科学事业的执着和热诚。我们排除了各种干扰，除了从事低能核反应、核结构和重核裂变的理论研究外，还积极承担核参数计算的国家任务，并完满地完成了任务。这期间，从清华、复旦、科大、南大和兰大等重点高校先后陆续分配来一些应届优秀毕业生，补充新生力量，最终迎来了1978年祖国的科学春天。

那年，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我们理论组扩建为理论研究室的编制，并且，开始招收了几名硕士研究生。接着1985年开始招收了博士研究生，90年开始接收了博士后来研究室深造。在这几年中，有十余位同事先后出国作访问学者或留学，他们出国深造后大都回国工作，研究室的研究实力和学术水平也因此得到大大提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基金和专项基金赞助下，在国际前沿领域顺利开展研究工作。曾获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等系统多项研究成果奖。曾在1990年成功地主办了“强子和核的夸克——胶子结构”上海国际学术会议。我们培养的一大批硕士和博士，他（她）们现今都活跃在国内外的科技领域，很多已成为出色的青年科技精英。

历史不是已经飞逝的过去，而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台阶。寻找激情年代的往昔，不仅是一段深藏的怀念，更是对奔向未来的激励。

邱锡钧 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大学（原工作在中科院原子核研究所）

2006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