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７到１９世纪的三百年间，世界文明经历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推动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即社会经济由家庭农业、手工业转变为大工业、大农业，由机器作业代替了手工作业。

　　随着这些重大历史变革的逐步衍进，人们的社会地位、财富的集中程度、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国际社会的各种冲突特点、人类的各种社会伦理都相应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是在欧洲主要国家。如何认识和驾驭这些变化，成为社会精英特别是统治者思索的问题，于是就涌现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人，他们从不同侧面解读了当时社会各种经济、社会现象产生和存在的理由及其发展规律，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找到了理论依据和现实合理性。

　　而马克思则从相反的角度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不合理性，分析了其走向灭亡的必然性，为无产者与资本家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在西方社会，再也没有出现１７、１８世纪时期，理论群星灿烂的局面。由推翻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的东欧国家几十年之后又回到了资本主义，而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建立起来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尤其是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有很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体制因素。因此，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同时又大胆打破禁区，向资本主义学习先进的东西，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广泛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兼容并蓄的一个特殊阶段，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伟大成果，是现时代的科学真理，因而能够指导中国快速强大，人民快速富裕。单从发展的速度讲，这十几年中国明显要比欧盟国家发展得快。

　　站到２１世纪的地平线上，中国的情形更为特殊。现在，不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社会的实践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运用陈旧的理论是很难解释的。比如，一些官员的腐败问题；财富的集中程度与财富拥有者的劳动付出关系；国家资源与个人少量资本的结合使少数人一夜暴富，造成一部分的相对贫困和暴发户的畸形消费现象；成功的企业经营者大多学历较低与教育体制模式需要加快改革的关系；大学生就业难与人才短缺的问题等等。现象后面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问题存在的合理性和历史阶段性如何？这些现象的产生是因理论定义出了问题让人们庸人自扰，还是实践出了问题，需要找到指导实践的真理，或是社会需要一场更大的变革来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现实世界困惑和感动的东西很多，理论需要不断在实践中产生，理念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更新。只有这样，和谐社会的构建才会在正确的科学理论指导下逐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