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医学史，疾病史，宗教与医学，科学技术史文献学等领域。

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1. 家畜疫病病原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牛疫、马疫的流行及防治措施研究》。2010.1-2011.12。

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宋代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2007.7 月-2010.6。

3. 国家博士后基金项目子课题:政府治理与医学发展——宋代医学诏令及相关问题研究,2004.9月-2007.8月。

4.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项目子课题:《国家与医学：宋代医学诏令年表与史料》,2004.9月-2007.8月。

5 .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伙伴合作小组（MPI/CAS）课题——“边界与接点：中国传统科技与社会的多元交汇”，2007年 9月开始，2012年8月完成。本人从事技术分布与转移研究。目前已完成《宋代的丝织业生产、地域分布与技术转移》（与Dagmar Schafer 合作）和《宋代天文财政投入的初步研究》（与孙小淳研究员合作）。

6. 全国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课题。2007年1月开始，2009年12月完成。本人担任该课题秘书和科技史综合名词委员。

7. 教育部“十五”规划第一批立项课题。2001年12月开始，2007年12月完成。课题编号为01JA770002。本人承担并完成该课题中之《宋代伊斯兰教》和《宋代区域经济》两部分。

主要成就:

一、“中国古代牛疫、马疫的流行及防治措施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古代牛疫、马疫的流行情况及其病因、病证的研究与分析，考察牲畜疫病对不同时期社会产生的影响，梳理中国历史上历代政府、医学家应对牛疫、马疫采取的措施，揭示传统中兽医学对牲畜疫病应对所发挥的作用。在当前的情形下，无论从现实还是从医学史研究来说，都是非常必要而且深具意义的。本研究将重点解决历代应对牲畜疫病的方剂、药品及其炮制技术，分析在牲畜疫病应对上，历代政府关注较多的为什么是马疫而不是牛疫？这种不同是否与古代中国的农业、军事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1、关于本课题的主要内容与研究目标

一、探讨牛疫、马疫在不同时期的发生及传播情况。重点分析牛疫、马疫流行的疫病种类、时空分布、发生频率、流行特点及变化情况等，分析自然因素（如水灾、旱灾、雪灾、疫灾）和社会因素（如军事战争、经济开发、环境破坏）对牲畜疫病流行产生的影响。

二、探讨牛疫、马疫流行的病因、病证。重点探讨牛疫之炭疽、气肿疽、恶性卡他热、牛肺疫、流感、牛传染性角膜炎、疥癣的流行症状，马疫之炭疽、马腺疫、破伤风、马流行性淋巴管炎、马鼻疽病、肺结核、水肿、疥廯的流行特征；分析吸血昆虫、粪便、畜肉、尸体等传播疫病的媒介及途径；梳理中兽医学关于牛疫、马疫等牲畜传染病病因、病证的认识及发展情况。

三、探讨历代政府、医学家对牛疫、马疫采取的应对措施。第一，分析历代政府、医学家常用的防治措施和流程，即发现疫病→病因病证分析→预防和防止扩散（如阻断传染源、消毒、禁食肉品等）→医学应对措施（颁布药方、赏赐药物、强制屠宰掩埋）和经济救助措施（发放粮食、容许耕牛买卖、改进生产工具等），梳理历代政府设立的畜牧兽医机构在疫病应对中发挥的作用。第二，探讨不同时期中兽医学治疗牛疫、马疫的理论、药方、药品及炮制技术，解析中兽医治疗牲畜疫病“八法”（即汗法、吐法、下法、和法、温法、清法、补法和消法）与配伍药物应用的关系。梳理文献记载中常用药物，如清热解毒药中的板蓝根、金银花、连翘、黄连、黄芩、大青叶，驱虫药中的贯众、槟榔、南瓜子，其他中药类的大黄、柴胡、常山、青蒿、苍术、黄芪、甘草、丹皮等应用情况。以及《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大观本草》等记载的“ 牛扁杀牛虱小虫，又疗牛疫”,“柳叶主马疥痂疮”，“伏鸡子根疗牛疫”等，都是关于兽用药物功效的记述。明代《元亨疗马集》和《元亨疗牛集》用 “千金散 ”治疗牛马“破伤风”，《本草纲目》对牛瘟、马疫的放线菌病、恶性水肿等在病因和防治上的认识及其兽医药炮制技术，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四、探讨牛疫、马疫应对的技术路线和实验手段。分析历代本草、方书中关于牲畜疫病炮制药物的剂型、度量衡标准、中药制剂稳定性的考察方法及有效期的求解，挖掘历代医学著作对治疗牲畜疫病药物的研究、实验和利用情况。

2、关于本课题的重点和难点

一、如何全面地收集中国古代牲畜疫病的资料，分析疫病流行的概率和背景，是本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

二、通过分析牛疫、马疫治疗中的用药情况，分析牲畜疫病治疗中常用的方剂和药物使用情况，解决中药炮制技术对兽医药药性、制剂、辅料以及临床应用等问题。

三、通过对历史上牛疫、马疫及其防治技术的研究，总结中国古代关于牲畜疫病应对的中药炮制技术路线和实验手段，即疫病流行→病因病证分析→炮制理论与方药归类→净选与处理（包括药材去杂质，选部位，软化，切制，干燥等）→炮制方法（包括炒、煮、蒸、炙等）和加工过程（包括提取、分离、浓缩、干燥等）→药品成品（包括汤液、丸药、散药、敷药等）→临床应用（包括剂量与疗效）→疗效反馈→技术改进→药品再生产。

3、关于本课题的创新之处

本研究方向将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牛疫、马疫流行及其应对措施进行新的诠释，考察中兽医学理论与炮制技术变化对牲畜疫病应对及其疗效产生的影响，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应对牲畜疫病的医学措施和经济措施等。通过本研究，我们将改变过去偏重考据而忽略解释、只重视疫病内容而忽略方剂制作技术的倾向，探讨传统中兽医学在中国古代牲畜疫病应对方面发挥的作用。

4、拟采取的技术路线与方法

本研究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传统中兽医学的角度，运用统计学、中药方剂学、中药药品学，以及中兽医学的相关分析和研究方法，探讨中国古代牛疫、马疫的流行情况及防治措施，梳理历代医学著作中关于牲畜疫病应对的中药方剂、炮制原理和临床应用等。

本研究采取的实验手段，主要是通过梳理历代医学著作中关于方药的实际应用情况，总结历代医学家对兽医药制剂稳定性的考察方法及有效期的求解。

本研究采取的技术路线，主要是疫病流行→病因病证分析→炮制理论与方药归类→净选与处理（包括药材去杂质，选部位，软化，切制，干燥等）→炮制方法（包括炒、煮、蒸、炙等）和加工过程（包括提取、分离、浓缩、干燥等）→药品成品（包括汤液、丸药、散药、敷药等）→临床应用（包括剂量与疗效）→疗效反馈→技术改进→药品再生产。本研究的关键技术是，通过文献分析，构建传统中兽医学应对疫病的流程及其疗效。

5、预期成果

本课题将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2～4篇与本领域相关的研究论文，完成一部10余万字以上的研究报告。

二 、“宋代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介绍

项目概述：本课题通过对宋代疫病史料进行全面统计和梳理，重点探讨宋代传染病在时间和地域分布上的变化和特点，以及疫病流行对宋代社会带来的影响，梳理宋代政府、医学家以及地方官员对疫病的认识及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分析疫病的发生与宋代中央政府在中国南北地域进退盛衰的关系。这项研究不仅有利于在中国疫病史领域拓宽学术视野，把疫病史的研究拓展到整个社会史与文化史的领域，而且有利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国家与医学、传统与现代等问题，还能为我们今天如何认识、面对以及处理现代疫病等提供有益的借鉴，因而学术前沿性较强。同时，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对我们全面了解中国古代传染病防治体系中国家因素和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项目研究计划：

第一阶段，通过对宋代正史、实录、会要、长编、地方志、本草、方书、医书、文集、笔记、墓志铭、《大藏经》、《道藏》和明清地方志中医学文献的重新估价，重点对宋代发生的疫情资料进行重新的统计与疏理。该阶段现已完成。

第二阶段，利用社会学的原理，重点分析中国古代国家、个人、社会与疫病应对的关系。本研究将改变过去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模式，从疫病与社会的角度改造研究方法，发展新思路，提出新问题。同时在研究中，大量应用社会学、流行病学、政治学、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该阶段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第三阶段，在国际、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与本课题相关的学术论文，完成《宋代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的撰写。该阶段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项目研究意义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历史学对包括疫病在内的疾病医疗研究的薄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探讨历史上的疾病医疗以及借此探究社会和文化的医疗社会史乃是当前国际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并业已成为主流史学的一部分。该课题从宋代重大疫病的流行和社会反应为切入点，从社会史的视角探讨宋代疫病史及相关问题，在当前的情形下，无论从现实还是从医学史研究来说，都是非常必要而且深具意义的。该课题对宋代疫病流行状况，疫病流行的相关因素分析，疫病对社会及民众心态和信仰的影响，以及国家和社会对疫病的反应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因此，研究唐宋社会转型下宋代的重大疫情，不仅有利于了解宋代传染病发生的一般规律，同时可使我们更好的认识宋代医疗卫生制度建立、完善的过程，揭示国家和社会在疫病应对中的互动关系，进而更深入理解国家、医学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同时，这个选题也有助于更深地认识历史上国家和社会的疫病救疗事业的发展轨迹，且还促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社会反应机制以及国家与医学的关系。

三 “政府治理与医学发展：宋代医学诏令及相关问题研究”、“国家与医学：宋代医学诏令年表与史料”课题介绍

研究宋代医学诏令及相关问题的意义：医学诏令是中国古代皇帝发布的关于医学政策和医学活动的最高命令与行遣文书，具有最高权威性、命令性和强制执行性的特点。由于医学一直被古代中国作为“仁政”统治思想来看待，所以医学的兴衰与皇帝和政府对医学的关注与重视紧密相关。宋代，医学诏令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一是宋代皇帝对医药学的发展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二是与医学有关的诏令数量众多，政府先后发布了1200多条医事诏令；三是诏令内容丰富且发生显著变化。从这些诏令中可以看到：与儒家“仁政”思想和国家统治关系密切的医学，在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宋代皇帝尤其是北宋诸帝在医学大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推动者的巨大作用。宋代医学在中国古代获得高度的发展，与皇帝的重视和政府治理下医学诏令的运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宋代医学诏令，不论是其性质、运作与影响，还是它所反映的医学问题，均值得重新加以检讨和评价。过去对宋代医学诏令的研究，多侧重于北宋时期的文献考证，对诏令所反映的医学问题及其变化特征关注很少，南宋时期尚无专文问世。

本文以宋代政府发布的医学诏令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与儒家“仁政” 思想和国家统治密切相关的医学，在政府的重视、支持与治理下是如何得到发展的？着力分析宋代医学发展中的政府因素。本文认为，对两宋时期的医学诏令做具体而细致的文献学研究，进而分析诏令所反映的国家在医学发展方面采取的措施，有利于对医学发展中的国家因素有一个较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选择“宋代医学诏令及相关问题”作为课题研究，主要是基于对以下一些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一是为什么要研究宋代医学诏令？两宋时期，皇帝发布的医学诏令数量激增，远远的超越了此前任何一个时代，即是此后的元明清政府也无法与之相比。医学诏令不仅是体现宋政府“仁政”思想和“权威”统治的命令与行遣文书，也具有强力执行、越级指挥和实行人治的特点，是研究宋代国家与医学关系的最佳途径。然而，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显然还不足以让我们对宋代医学诏令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唐志炯《唐宋的医事律令》（1958）一文，最早对唐宋两朝政府颁布的医学法律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诏令有的也就成为补充的法律”的观点。李经纬《北宋皇帝与医学》（1989）一文，认为“纵观中国医学史，在历代皇帝中，重视发展医药卫生并主要发挥积极影响者，当以宋代为最，而宋代又以北宋诸帝最为突出。”但是，上述学者的研究仅仅局限在北宋时期，医学诏令的来源仅限于正史，其资料辑录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南宋时期的医学诏令没有涉及。因此，医学诏令作为探究宋代国家和医学关系的最佳途径，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医学诏令作为一种制度在宋代社会如何进行？它的内容和特点如何，诏令制度对宋代医学的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二是如何认识医学诏令所反映的国家对医学问题的关注及其变化？从现今遗留下来的医学诏令来看：宋代政府更多的组织和支持了与国家统治和社会生产密切相关的医学活动。这些政策和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以下一些值得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1.政府组织的医学活动如疾病治疗、医书编修、机构设置、人才选拔、控制和改造巫术等，是否与宋代皇帝实行的体恤民众的仁政思想有关，是否与宋代皇帝自身的医学爱好和强化统治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皇帝和政府对医学领域的关注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其重点和采取的措施是什么？

2.为什么疫病应对是宋代医学诏令关注的重点？但在具体的治疗中，为什么医学诏令首先关注的总是宫廷和军队的疾病治疗，其次才是普通民众？为什么牲畜疫病在宋代引起了政府的特别关注？在重大疫病的防治方面，宋政府是如何把新医学知识，如本草方书著作、运气学说、十二月令、病因解释、传染病隔离等措施应用到疫病救治方面？北宋和南宋政府在疫病应对方面有何不同？

3.宋代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政府组织了数次规模巨大的医学文献校正和编修活动，这种活动是否与国家对仁政思想的弘扬和对社会秩序的规范密切相关？为了保证校书和本草、方书整理的顺利进行，宋政府组建了哪些相关的机构？对参与人员给予了何种奖励？这些医学著作一旦变为官方知识和正统权威后，它又是如何被政府推广的？为什么北宋和南宋政府在医学文献整理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宋代官修医学著作对两宋时期医学的发展及其转型产生了何种影响？

4.宋代政府是如何选拔医学人才的？如何认识王安石变法期间“经学、教育和科举三位一体”对中国古代医学教育和人才选拔产生的重大影响？北宋政府制定的医学技术官阶是什么？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学者们参与政府医学活动的动机和期望是什么？如何理解由于受政治改革的影响，两宋政府在医学人才的教育和选拔方面出现如此大的变化？

三是如何理解医学诏令所反映的政府在咒禁巫术医学方面采取的既扶持又打击的矛盾措施？从宋代太医局九科教育之“金簇兼书禁科”和《政和五礼新仪》中对“大傩仪”的规定来看，书禁科在宋代是合法存在的。也就是说，官方的正统医学制度中包含了咒禁疗法类巫术。既然如此，宋政府为什么还要限制、打击和禁止巫术医学呢，其原因和动机何在？什么造成了巫术最终流向官方倡导的正统医学——这种相当大的转移，从而引起这些学科的发展发生重大变化？在那些从事巫医工作的人们当中，又是什么促使他们转移研究焦点：从一门科学（非正统医学，如占卜、驱鬼、预测、秘密结社等）转向另一门科学（官方提倡的正统医学和农学等）？在这一转向中，宋代皇帝、政府和官僚士大夫发挥了何种作用？采取了哪些措施？这种政府政策下有意识的转向，对宋代医学的发展和转型产生了何种影响？

四是如何运用新方法研究宋代医学史？宋代医学诏令所反映的不仅仅是纯医学的问题，而是关涉到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我的想法是，希望通过对现存下来的医学诏令进行分析与解读，运用科学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史的方法，重点分析医学诏令所反映的政府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学术界近年来的研究为笔者提供了这样一种便利。王曾瑜《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97）一文，提出了宋史研究中必须“注重开拓新的课题”，“考虑新的研究领域”。孙小淳《从“百川归海”到“河岸风光”——试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2004）一文，提出了宋代科学与社会研究的新方法与新问题，其中涉及了对宋代国家与医学关系问题的思考。尙智丛《宋代科学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2004）一文，从研究对象的确认与理论概念的选择、研究方法选择和历史文献的选择等方面，对宋代科学社会史的研究提出了新解，并指出《宋会要辑稿》是研究宋代科学社会史的重要资料。美国著名科学史学家Nathan Sivin（席文）《Culture Manifold: A New Approach to Research on Ancient Science》（《文化整体：古代科学研究之新路》）（2005）一文，提出了“文化整体” （Culture Manifold）概念，对科学社会史提出了全新的研究道路。在另一篇文章《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One Culture or Several?》（《中国医学史的未来：一元还是多元？》）（2007）中，Nathan Sivin提出“科学史和医学史的研究应该多元化”。上述学者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素材。

本文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与国家统治关系密切的医学在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是如何得到发展的？要回答这些正面的问题，就必须要对宋代的医学诏令做具体而细致的文献学研究，进而分析政府治理与医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反思，有利于我们对医学发展中国家因素有一个较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同时考察这一传统在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进程中有什么意义、有哪些因素起着作用、以及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这项研究不仅有利于在中国医学史领域拓宽学术视野，把医学史的研究拓展到社会史与文化史的领域，而且有利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国家与医学，传统与现代等问题。

本文的研究表明：皇帝诏令在宋代医学发展中具有政策、法律和导向作用，宋代皇帝和政府对医学发展采取了扶持的态度。然而，由于对医学认识和关注点的不同，两宋政府在医学方面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从而影响了宋代医学的发展和转型。这一结论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古代医学发展中的政策因素。

● 在本领域的学术创新思想

通过对中国古代医学文献进行新的理解与解释，以及通过对不同领域课题的研究，考察医学的发展与宋代社会变迁的关系，改变过去偏重考据而忽略解释、只重视医学的内容而忽略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的倾向，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疫病救治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问题。

过去的中国医学史研究，乃至一般的宋史研究，常常是社会政治经济史与医学史互相脱节，对医学发展的社会政治因素的研究不够深入。我的系列课题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历史上国家和社会的疫病救疗事业的发展轨迹，且还促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社会反应机制以及国家与医学的关系。这些研究不仅有利于在中国医学史领域拓宽学术视野，把疾病史的研究拓展到社会史与政治史、经济史的领域，而且有利于全面了解宋代医学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些选题也有助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国家与医学、传统与现代等问题，为我们今天如何认识、面对以及处理现代疫病等提供有益的借鉴。

考古调查与研究

1.2001年10月～2004年6月，多次对保存于今河北省保定市古莲池公园内的西夏文石碑进行考古调查与文献分析。

2.2002年11月，参加了由河北大学中国宋史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3-14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调查组，对位于今河北省定州市的宋代名窑——定窑和河北省涿州市的宋辽古地道进行了考古调查。

3.2003年7月12日～7月20日，对宋代陕西地区延州古塔（今延安市）和摩崖石刻进行了考古调查，调查完毕后写成《赴延安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文。

4.2003年12月和2004年5月，在以河北大学中国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姜锡东教授为组长的调查队的带领下，先后对河北省清苑县赵宋祖陵“宋三陵”遗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调查完毕后由本人写成调查报告《河北省清苑县“ 宋三陵”遗址考古调查及其相关问题》（与丁建军副研究员合作），发表于《全南史学》（韩国）第23期， 2004年12月，第135～149页。收入王少堂、李新锁主编：《宋太祖故里与宋祖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328～347 页。

5.2004年6月11日，陪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黄宽重研究员前往河北省定州市 ，对宋代开元寺塔进行考古调查，调查完毕后写成《定州开元寺塔：历史、技术与价值》一文。

论文专著：

自1998 年以来，先后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科学研究月刊》、《中华医史杂志》、《中医文献杂志》、《军事历史》、《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藏学》、《全南史学》（韩国）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部分观点被全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宗教》以及《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或介绍。

出版专著：

1. 韩毅.《政府治理与医学发展——宋代医学诏令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 韩毅.《国家与医学：宋代医学诏令年表与史料》，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发表论文：

1.韩毅，1995.《血色丰碑——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周年》，《文史管窥》第6辑， 1995年9月，第40～43页。

2. 韩毅，1996．《漫话嘉峪关——河西走廊历史地理考察之一》，载《文史管窥》第6辑，1996年，第65～73页。

3.韩毅，1997 ．《漫话嘉峪关——河西走廊历史地理考察之二》，载《文史管窥》第7辑，1997 年，第1～4页。

4.韩毅．1998.《朱熹科技教育思想新探》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学士学位论文，约3万字，部分章节发表于《文史管窥》第8辑，1999年。

5.韩毅，1998．《略论魏源的海防观》，载《西北成人教育学报》1998年第4期，第18～22页。

6.韩毅，1998．《对朱熹科技教育思想历史地位的再认识》，载《文史管窥》第9辑，1998年12月，第1～3页。

7.韩毅 ，1998．《探究东西部发展差距——西北经济史出版》，载《兰州晚报》1998年3月19日。

8.韩毅，1998．《寓义理与考据之中——侯丕勋新著〈历代经略西北边疆研究〉述评》，《天水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第92—93页，载《陇东报》1998年8月15日。

9.韩毅 ，1998．《寓义理与考据的新作》，载《西北师范大学报》1998年4月 15日。

10.韩毅，1998．《一批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学术著作出版》，载《丝绸之路》1998年第2期，第53页。

11.韩毅 ，1999．《宋代藏族史研究的新收获》，载《中国藏学》1999年第2期，第142～143，146页。

12.韩毅，1999．《“三武废佛”与汉传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的发 展》，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13.韩毅，1999．《保安族婚俗初探》，载《甘肃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第101～103页。

14.韩毅 ，1999．《对朱熹教育 科技思想历史地位的再认识》，载《文史管窥》第8辑， 1999年。

15.韩毅，2000．《对“三武废佛”与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发展道路问题的几点思考》，载《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第47～49页。

16.韩毅，2000．《大食同唐的军事冲突及伊斯兰教东渐西北》，载《文史管窥》第10辑，2000年，第5～8页。

17.韩毅，2001.《“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教传入西北》，载《丝绸之路•学术辑刊》2001年12月，第40～42页。

18.韩毅，2001.《略述两宋时期伊斯兰教在西北的传播与发展》，载《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第59～63页。

19.韩毅 ，2001.《甘肃第一个党支部——中共甘肃特支的早期活动》，载《文史管窥》第11辑，2001年12月，第66～70页。

20.韩毅． 2001.《唐宋时期阿拉伯农业、药材品种在中国的传入》，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李清凌），约18万字，未出版。

21.韩毅，2002.《唐宋时期回族先民对西北商业经济的开发与贡献》, 载《中华教育杂志》（香港）2002年第10期，第1～3页。

22.韩毅，2002. 《唐宋时期回族先民对西北商业经济的开发与贡献》，载《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总第55期），第39～44页。

23.韩毅，2002.《宋代穆斯林开发西北区域经济的经验与启示》，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总第112期），第82～86页。

24.韩毅，2002. 《李华瑞〈宋史论集〉出版》，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5期（总第281期），第32页。

25.韩毅 ，2002.《〈史学文存：1936－2000〉评介》，载《宋史研究论丛》 2002年第38卷第1期，第60～61页。

26.韩毅，2002. 《〈范仲淹评传〉读后》，载《宋史研究论丛》2002年第38卷第1期，第62页。

27.韩毅，2002．《〈宋朝法律史论〉出版》，载《宋史研究论丛》2002年第39卷第2期，第71页。

28.韩毅 ，2003.《〈佛祖统纪〉与中国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载《河北学刊》2003年第 5期，第167～171页。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03年第11期，第55 ～59页。

29.韩毅，2003. 《唐宋时期回回民族对海外农业和药材业品种的引进与输入》，《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总第60期），第67～72页。

30.韩毅，2003. 《“丝绸之路” 与唐代伊斯兰教传入西北》，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总第116期），第59～63页。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B9《宗教》2004年第1期（总第116 期），第113～117页。

31.韩毅，2003.《宋太祖赵匡胤祖籍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五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391～396页。

32.韩毅 （与丁建军合作），2003.《深切的怀念——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举行纪念漆侠先生逝世二周年活动》，载《宋史研究通讯》2003年第41卷第2期 ，第6～7页。

33.韩毅，2003.《河北大学举行漆侠先生遗著〈历史研究法〉出版座谈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工作简报》2003年第2期，第2～3页。

34.韩毅 ，2003.《〈周行己集〉出版》，载《宋史研究通讯》2003年第40卷第1 期，第60—61页。

35.韩毅，2003.《〈宋代海外贸易〉评介》，载《宋史研究通讯》2003年第40卷第1期，第61页。

36.韩毅，2003.《〈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一册〈庆元条法事类〉出版》，载《宋史研究通讯》2003年第41卷第2期，第55页。

37.韩毅．《〈教育政策与宋代两浙教育〉出版》，载《宋史研究通讯》2003年第41卷第2期，第55页。

38.韩毅， 2003.《如何撰写学术论文》，载《交流》2003年9月。

39.韩毅 ，2003.《河北大学首届研究生学术研讨会综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工作简报》2003年第2期，第4～5页。

40.韩毅（与丁建军合作），2004.《河北省清苑县‘ 宋三陵’遗址考古调查及相关问题》，载《全南史学》（韩国）第23期， 2004年 12月，第135～149页。

41.韩毅，2004. 《再现的文明：石刻文献与中国宋代天文学——对南宋苏州石刻天文图科学史料价值的重新解读》，《宋史研究论丛》第六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475 ～498页。

42.韩毅，2004.《学术史视野下的王安石变法研究》， 载《宋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1期，第46～47页。

43.韩毅，2004.《二十世纪辽金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载《宋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43卷第1期，第48页。

44.韩毅 ，2004.《宋代佛教史研究的新收获——梁天锡〈宋代译经制度研究— —北宋传法院研究之二〉评介》， 载《宋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42卷第1期，第 47～48页。

45.韩毅．2004.《宋代僧人与儒学研究》，河北大学历史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导师：漆侠、李华瑞），约32万字，未出版。

46.Han Yi ，2005，“The State and the Polic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ong Dynasty”， “The Books of ⅩⅫ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y of Science”, Beijing，P142。

47.韩毅，2005，《宋代佛教的转型及其学术史意义》，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总第122期），第32～37页。

48.韩毅，2005，《宋初僧人对儒家中庸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以宋学形成前释智圆和释契嵩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3 期（总第47期），第92～99页。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宗教》2005年第6期全文复印。

49.韩毅，2005，《宋代僧人与儒学的新趋向》，载《青海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总第66期），第51～59页。

50.韩毅，2005，《矿冶业与国家、技术和社会发展——王凌凌〈宋代矿冶业研究〉读后》，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05年第26卷第4期，第 358～361页。

51.韩毅，2005，《唐宋时期阿拉伯农业和药材品种在中国的传入》，载《古今农业》2005年第4期（总第66期），第22 ～29页。

52.Han Yi ，2006，“A Study of the Song Policy on Medicine”, The Collected Books of Song State and Science ”, Hangzhou, 2006.

53.韩毅，2006.《疫病流行的时空分布与宋代社会的变迁》， 载《科学研究月刊》总第22期2006年第10期， 第73～75页。

54.韩毅，2006.《政府治理与科技发展——宋代国家与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06年第26卷第4期，第 378～383页。

55.韩毅，2006.《学术史视野下的王安石变法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9期。

56.韩毅 . 2007.《宋代的牲畜疫病及政府应对——以宋代医学诏令为中心的讨论》，孙小淳、曾雄生主编：《宋代国家文化中的科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142～159页。

57.韩毅. 2007.《政府治理与医学发展——宋代医学诏令及相关问题研究》，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13卷第3期，第16～18页。

58.韩毅. 2007.《宋代的牲畜疫病及政府应对——以宋代医学诏令为中心的讨论》，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年第28卷第2期（总115期），第132～146页。《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CUAA）2007年第4期转载，第190页。

59.韩毅. 2007.《填补科技史名词空白 展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载《中国科技术语》2007年第9卷第2期，第46～49页。

60.韩毅（与刘红合作）. 2007.《〈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杨希玟集读后〉》，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11期（总第347 期），第28～29页。

61.韩毅. 2007.《政府治理与医学发展——宋代医学诏令及相关问题研究》，载《宋史研究通讯》2007年第1期，第91～95页。

62.韩毅. 2007.《传统地理学的发展与宋代社会》，载《保定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63～68页。

497～526 页。

65.韩毅. 2008.《宋代医学诏令及其对宋代医学的影响（一）》，载《中医文献杂志》2008年第26卷第1期，第4～7页。

66.韩毅. 2008.《宋代医学诏令及其对宋代医学的影响（二）》，载《中医文献杂志》2008年第26卷第2期，第10～12页。

67. 韩毅（与许瑞源合作）. 2008.《宋代政府对军队中疫病的应对》，载《军事历史》2008年第1期（总第160期），第22～28页。

68.韩毅. 2008.《宋代西藏的地震灾害及应对》，载《中国藏学》2008年第3 期，第153～159页。

69.韩毅（与丁建军合作）. 2008.《河北省清苑县“宋三陵”遗址考古调查及其相关问题》，王少堂、李新锁 主编：《宋太祖故里与宋祖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328～ 347页。

70.韩毅. 2008.《边界与接点：中国传统科技与社会的多元交汇——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伙伴小组成立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27卷第2 期，第257～262页。

71.韩毅. 2008.《中国传统工匠技艺与民间文化——“中国传统工匠技艺与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08年第29卷第4期，第399-402页。

72.韩毅 . 2008.《淳化三年（992）开封大疫与宋代政府的应对》，载《中华医史杂志》2008年第38卷第2期，第72～75页。

73.韩毅. 2008.《疫病流行的时空分布及其对宋代社会的影响》，朱瑞熙、王曾瑜 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

74.韩毅.2009.《南宋时期马疫的流行及其防治措施》，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9年第4期。

荣誉奖励：

1. 1990年 4月，参赛论文《我心中的歌》，荣获第五届全国中小学学生作文竞赛二等奖。

2. 1996年12月，荣获西北师范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二等奖。

3. 1997年8月，荣获国家民政部“百村千户”社会实践调查全国二等奖。

4. 1998年4月，被西北师大共青团委授予“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5. 2001年4月，参赛论文《“三武废佛”与汉传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荣获第三届“挑战杯”甘肃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6. 2001年6月，硕士学位论文《唐宋时期伊斯兰教传入及其与西北区域经济开发研究》，被评为西北师范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7. 2002年12月，荣获河北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一等奖。

8. 2002年11月，论文《唐宋时期回族先民对西北商业经济的开发与贡献》，被《中华教育杂志》编辑部评为2002年度优秀论文。

9. 2002年12月，荣获河北大学“研究生优秀作品及科研成果奖”。

10. 2003年5月，被河北省教育厅授予“2002～2003年度河北省省级三好学生”称号。

11. 2003年12月，荣获河北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

12. 2004年6月，博士学位论文《宋代僧人与 医学研究》，被评为河北大学和河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3. 2006年，论文《疫病流行的时空分布与宋代社会的变迁》，被《科学研究月刊》编辑部评为2006年度优秀论文。

14. 2007年6月，博士后出站报告“政府治理与医学发展：宋代医学诏令及相关问题研究”评为优秀论文。

学术交流：

国际学术交流与访问：

1.2008年4月～6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访问学者，并和Dagmar Schafer 合作完成“Silk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宋代的丝织业生产、地域分布与技术转移》)。

2.2003年12月1日～12月30日，浙江大学历史系访问博士研究生。在“首届国际宋史研讨班”上做《拓宽历史研究视野中的西夏学》和《我对宋史学习和研究的几点体会》的报告。

国内学术会议与受邀报告：

1.2000年8月，在甘肃省兰州市召开的“甘肃省历史学会第九届年会”上，作《“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教传入西北》的报告，后发表于《丝绸之路·学术辑刊》2002年12月。

2.2001年10月，参加在河北省保定市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学术研讨会”。

3.2002年8月，参加在甘肃省兰州市召开的“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晚唐五代宋初西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4.2002年11月，参加在河北省保定市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召开的“漆侠先生逝世一周年暨宋代经济史学术研讨会”。

5.2003年4月，参加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召开的“首届赵匡胤祖籍问题学术研讨会”，作 《回顾与展望：赵匡胤祖籍问题研究综述》的报告。后收入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五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391—396页。又被收入翟建新、王玉宝、蒋仕东主编：《宋太祖祖籍学术研讨文集》，清苑县文联2003年9月版。

6.2003年12月1日～30日，参加在浙江大学历史系举办的“首届国际宋史研讨班”，作“拓宽历史研究视野中的西夏学”和“我对宋史学习和研究的几点体会”的报告。

7.2004年7月，参加在河北省承德市召开的“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政府职能与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

8.2004年7月，在四川省华蓉市召开的“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上，作《河北省清苑县‘宋三陵’遗址考古调查及相关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发表于《全南史学》第23期， 2004年12月，第135～149页。

9.2004年11月，参加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学术研讨会”。

10.Han Yi, 2005，“The State and the Polic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ong Dynasty(960-1279)”,“ⅩⅫ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y of Science .”, Beijing，24-30 July,2005.

11.2005年6月1日，在河北大学国家宋史研究中心受邀作“李约瑟对宋代天文学史的研究与评价”的报告。

12.2005年7月24日 ，在第二十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SC6组作“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 the Song Dynasty”的发言。

13.2005年10月18日，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作“宋代国家与医学政策研究”的报告。

14.2006年4月1日，参加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首届中国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

15.2006年7月28日，在杭州举行的“宋代国家与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宋代的牲畜疫病与政府反应——以宋代医学诏令为中心的讨论》的报告。

16.2006年8月22日，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作《疫病流行的时空分布与宋代社会的变迁》的报告。该报告收入朱瑞熙、王曾瑜等主编：《宋史研究会论文集》（第十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497～526页。

17.2006年11月4～5日，参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唐宋时期阿拉伯农业和药材品种在中国的传播》的报告。该文发表于《古今农业》2005年第4期（总第66期），第22～29页。

18.2007年1月15日，参加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 会议结束后与田淼、陆玲合作完成《填补科技史名词空白 展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一文，载《中国科技术语》2007年第9卷第2期，第46～49页。

19.2007年3月7日，参加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举办的“第二届第二次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委员会”工作会议。

21.2007年3月15日，参加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举办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讨论会。 20.Hanyi，2007，“A Study of Imperial Edicts on Medicine During the Song (960~1279)” Inauguration Ceremony and Workshop of MPS/CAS ，25~26 Sep, 2007，Beijing，China 21.2008年4月10～12日，参加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举办的“中国技术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 22.2008年6月19～21日，在北京的举办的“中国传统工匠技艺与民间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宋代政府对民间巫医的控制与改造”的报告。 23.2008年7月28～8月4日，在云南大学举办的“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作“宋代江南地区的疫病与社会反应”的报告。 24.2008年10月14～16日，在河北大学举办的“中华文明的历史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受邀在大会上作“宋代政府对医学文献的整理、编修与刊行”的报告。 25.2008年11月3～6日，在云南丽江举办的“亚洲医学史学会第四届年会—— 跨越阶级与族群的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仁政之务’与‘方书辅世 ’——《太平圣恵方》在宋代社会的传播”的报告。 26.2008年11月27~30日，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文化及其现代启示”研讨会，受邀做《‘仁政之务’与‘方书辅世’：〈太平圣惠方〉与宋代社会》的报告 27.2009年8月3～9日，参加由韩国外国语大学、河北大学、赤峰学院、内蒙古巴林左旗政府主办的“中韩第三届宋辽夏金元国际学术研讨会”，受邀做《宋代医学方书在疫病防治中的应用》的报告。

学术兼职：

1.2000 年8月，加入甘肃省历史学会，现为该学会会员。

2.2002年8月，加入中国宋史研究会，现为该学会会员。

3.2003年12月，加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现为该中心会员。

4.2004年12月，加入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现为该学会会员。

5.2006年12月，加入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现为该学会会员。

6.2008年10月，加入亚洲医学史学会，现为该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