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君——马铃薯育种专家

媒体报道：

王炳君：非凡的“土豆人生”

对话

记者：几十年做一件事，而且付出了那么多常人无法理解和承受的艰辛，您当初想到过吗？

王炳君：肯定没想到，但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知道作为农科人员必须深入农村，认头踏踏实实地与土地打交道。记得当时农民开玩笑地跟我说：“你们远处看像逃难的（手拎肩背怀抱各种仪器和试验种子），近处看才知是搞科研的。”

记者：研究过程那么艰难，而且长期看不到希望，您为什么还要坚持？

王炳君：可能是性格决定的。我这个人别看年轻时没少流眼泪，有时还给人软弱的印象，实际上性格很拗，了解我的人知道王炳君想做一件事，八匹马也拉不回头。所以，我跟土豆滚了一辈子，到现在还为土豆而奋斗。

记者：当时您为什么选择马铃薯为研究方向？

王炳君：当时选择马铃薯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跟时代有很大的关系。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马铃薯退化是令世界棘手的问题，中国又是马铃薯生产大国，许多科学家都把研究方向转向这里，中科院在搞农科院也要搞。而且我还知道，当时由于留不下薯种，天津年年调种近500万公斤，用（火）车皮到东北拉薯种，有时车皮紧张就用汽车拉，可以说拉薯种是每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你想想，国内外有那么多的科学家在搞，自己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没热情吗？再说，当时马铃薯课题也是局技术处处长刘宗樊组织有关专家论证决定的。后来刘处长又当了农科院副院长，他始终给我帮助和支持。

记者：我知道您的科研道路虽然很艰难，但最终还是取得了成果，您一定很欣慰。假如您付出了这么多，没有取得成果或者没有这么大的成果，您会不会后悔？

王炳君：我想不会，首先是后悔没有用，后悔改变不了什么。其次我知道搞科研不是赌博，赌博是赌前就知道了两个不同的结果，而搞科研即使没有完全成功也是一种进步，这个过程像是科学进程中的一个接力棒，一棒一棒往下传总会有达到目标的那一天。实际上在科研领域，许多科学家都是无名英雄，起着默默地为他人做积累的作用。假如大家都为受享成果的最后辉煌一棒，都想像超男超女那样一夜成名，那么科研就无法传承和发展，所以我觉得所有选择搞科研的人，都更在乎自己努力的过程而不是结果。

记者：我知道联合国曾把2004年设为“世界水稻年”，今年是联合国设定的世界马铃薯年，您认为这个设定的意义是什么？

王炳君：把今年设定为马铃薯年是2005年的决定。2005年11月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两年一次的大会上，秘鲁常驻代表建议并由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将世界关注的重点放在马铃薯对粮食安全和扶贫的重要性方面。该项决议后被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旨在请联合国大会宣布2008年为国际马铃薯年。这年12月联合国第六十届大会接受了决议草案并请粮农组织推动落实2008国际马铃薯年。我觉得这个决议的形成，是已经注意到马铃薯是世界人口膳食中的一种主粮，并肯定了马铃薯在实现千年国际商定发展目标方面，可以发挥的巨大作用。另外，还有一层意义在于，面对全世界干旱越来越严重的现实，马铃薯正在充当人类膳食的“主角”，已是不争的事实。

记者：现在联合国已经把马铃薯的位置排在小麦、水稻、玉米之后，列为人类四大口粮之一。您认为马铃薯与其他三种作物的营养价值比有什么差距吗？

王炳君：我想联合国把马铃薯列入四大口粮之一，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缓解粮食紧缺，还因为马铃薯本身具有很多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由于饮食习惯的关系，过去我们对土豆的认识不多，只知道土豆既是蔬菜，也是粮食。实际上它不仅富含蛋白质，而且维生素含量是所有的粮食作物里面最全的。据营养学专家介绍，人体必需但自身不能合成的8 种必需氨基酸它也都有。他们曾经做过实验，148克土豆(大土豆一个，小土豆四五个)，每天一份，就基本上能满足维生素和营养的需求。

记者：您能通俗地介绍一下“微型脱毒种薯”，在实际生产中发挥的作用有哪些？

王炳君：第一“微型脱毒种薯”解决了脱毒退化问题，也就是说农民用这种种薯种植，基本上可以保证丰产丰收，平均一茬亩收入达到2500元，比其他马铃薯经济效益高1倍以上，比玉米、小麦等作物高2至3倍；第二摆脱了长途贩运采购种薯之苦，过去种一亩地马铃薯需要大种薯150公斤，现在顶多只用4公斤小种薯，农民拿个书包就把需要的种薯买回来了。第三，是生长期短，农民种春薯3月初播种，6月上、中旬即可上市，比一般品种早10多天，有条件的产区每年可在早春晚秋种两茬。第四是每株结薯集中，可结薯4至5个。薯块大，重的可达两公斤以上。第五是营养丰富口感好。

记者：据了解，中国是马铃薯的生产大国，您的成果可以大大提高产量。马铃薯除了产量高比别的作物还有什么更多的优势吗？

王炳君：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可能说不太全。但我知道马铃薯有很长的生产延伸性，既能加工成多种食品，又能加工成工业原料，薯秧则是极好的绿肥。

记者：听说您的成果目前仍保持着国内农技转让数量之最，现在全国有多少地方用“微型脱毒种薯”？

王炳君：据我所知大概有29个省市，种植面积在1000万亩以上，约占全国马铃薯总种植面积的10%左右。

记者：有那么多的农民受益，您为什么还这么着急呢？

王炳君：虽然有了10%，还有90%呢。现在实际需求与可以提供的种薯比为50亿粒比2亿粒，这么大的缺口，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我有这方面的技术就是中国有这方面的技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产业来做。世界上有只提供计算机芯片的产业，我们也可以有提供种薯的产业，而且这个产业不会衰退，因为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马铃薯的需求量还将增大，而且年年需要。十年前原农业部长刘江就对我说，你这项高新技术产品将给马铃薯生产带来产业化革命，但到目前我还没真正做成这件事，所以我着急。

记者：您现在的期望是什么？

王炳君：期望有实力有远见的合作伙伴，我愿意真诚跟他们合作。我不止一次地跟别人说：我是一滴水，不能蒸发干了就完了，我希望有更多的水滴与我聚合在一起，汇成造福人类的江河湖海。

简介

王炳君研究员天津市遗传学会理事。原天津市蔬菜研究所研究室主任。1962年毕业于河北农业大学园艺系果蔬专业。

一生从事马铃薯的育种、繁种、防病技术、生物技术的研究。中国农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贴。她利用生物技术和无土栽培技术在我国率先研究成功了“马铃薯脱毒微型种薯生产技术”。在国内技术转让19家，并于1995年以100万美元转让给美国。获得两项中国专利和一项美国专利。其研究成果推广到全国各省市，创经济效益5亿余元和巨大的社会效益。1989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1993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金奖，1995年获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996年获得天津市政府颁发的“突出贡献奖”。

手记

步入中年最感慨的是什么？人生苦短。中年时尚且如此，那到老年又该如何……

对许多人来说，苦短是因为需要做的事太多了没做完，或是想做的事太多了没来得及做。但对市蔬菜研究所研究员炳君大姐来说，是因为她工作三十多年只做成了一件事——研发了“微型脱毒种薯快速繁殖技术”，使世界上研讨了200多年的马铃薯退化问题有了根本性突破，时光就像捧在手里的水转眼流完了。她告诉我她想做更多的事，还有更多没做完的事，但如今却已年过七旬。“说实话我不怕死，死是人生的必然。怕的是这项技术和研究今后没有接班人，眼下没完全发挥出它的作用。今年是联合国设立的世界马铃薯年，这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马铃薯对解决世界性粮食紧缺和扶贫的重要作用。据我所知，现在全国每年需要马铃薯微型种薯50亿粒，但实际上农民可获得的仅两亿粒，这是多大的缺口？！”甭大姐多说我已从她的目光中体会到，她的感慨比别人更深沉更真实，但是她的感慨又不同于普通人，她的感慨中更多的是焦虑和着急，因为她太想使种薯快速繁殖技术受益更多的人，太想把这项成熟的科研技术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太想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多年苦心研究的成果为世界所享用，但这个目标因种种原因的制约，与她的期望相差甚远。所以，炳君大姐外表看似平静，内心却起伏如潮。

我非常理解炳君大姐的心，但还是忍不住地想说您已做得够多够好了，解决了一个世界性难题，您用生物技术与无土栽培相结合研制出的微型脱毒小种薯，小的如黄豆一般，大的也只相当于一粒蚕豆，不仅让产区的农民彻底告别了年年用火车拉汽车运大种薯的历史，而且小种薯还有很稳定的丰产性，一季作地亩产可达2500至3000公斤，两季作地亩产达2000公斤，如果产区一年种两季的话，亩产可达5000公斤，一年的收入“手捏把攥”稳稳当当地超万元，这对农民来说如同栽了一棵摇钱树。为此您获得过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新技术成果专利、国家发明专利金奖和美国专利，又曾以百万美元的价值将专利转让给美国国际农技公司，同时又让全国种植马铃薯的农民直接增加经济收入近10亿元。据说您这项专利，是目前国内农技项目转让数量之最。您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在您忙于科研的几十年里，顾不上给老伴儿做一顿像样的饭，也顾不上带两个儿子去一次公园看一回电影。您告诉我那时爱人在郊区学校教书，您就把两个孩子带到研究基地放在老乡家，那时孩子最好的伙伴是地里的老牛和小羊羔，最快乐的游戏是捉蜻蜓抓青蛙。有一回大儿子抱着一捆草非让您炒着给他们吃，孩子说是村里孩子告诉他们的，这个菜炒完特好吃。那刻您哭了，您不怪村里孩子捉弄儿子，您愧疚自己当妈不够格。如今大儿子还记得您在牛槽里给他和弟弟洗澡；还记得您去基地每天早上顶着星光走，晚上踏着月光归，当时广播里正在播长篇小说《艳阳天》，他和弟弟中午放学回家一边吃冷饭一边听，听完小说下午上学的时间到了，他们拔腿就往外跑门都忘关了，结果家里被小偷洗劫一空，连外公留给他们的一柜子书都没了踪影。老伴儿一直理解您支持您，但天长日久也有了怨言：“在你心里究竟是土豆重要还是孩子重要？为了你的土豆孩子受了多少委屈遭了多少罪，你这当妈的就不心疼吗？！”“怎么办呢？试验正在进行中，我上了这条船下不来了。”此刻我在想，您这条“船”的航程真够长，而且航程的付出也太多。

您还告诉我，研究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的，那时您从河北农大毕业，革命了一辈子的父亲非要把你这个独生女送到基层农村去锻炼，父亲说你要是真有本事就一步一步向上走，没本事留在农村也不冤枉。那时农村没地方安排大学生，您如愿以偿地进了市农林局技术处。您说进技术处的目的不是为了坐机关，而是为了跟专家们一起学习和研究解决那个世界性的难题：无性繁殖的马铃薯种性退化。刚开始进入时是兴趣，为什么自打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先发生马铃薯卷叶症后，马铃薯退化风潮就席卷了全世界，各国种植马铃薯的地区不仅产量连年下降，而且都不能就地留种？于是跟着专家泡在地里搞研究。当时马铃薯的研究分两个派系，一派认为马铃薯种退化是外界传染病毒造成的，另一派则认为是自身病毒的问题。都是权威和专家他们各执一词分头研究，您是“病毒”学派的，基地在塘沽，当时每天需自己带“马扎”乘“塘沽短”火车，一坐就是四年。“说真的，苦点累点脏点我一点不怕。怕的是学术分歧带来的政治斗争。”大姐指的是文化大革命时，“病毒”学派的专家被说成是反动的，对方认为他们不赞成“群选群育”（即，大面积种植选种）的方法，强调这样做浪费太大而且产量很底，被认为是跟毛主席走群众路线的思想唱反调。对方一次次地质问她：“你虽然不是专家不是领头的，但一直死心塌地地干，而且和他们接触得时间最长。为什么不揭发和批判他们？你的立场是什么？”“科学出真知，我们一直在搞研究，研究有什么错？！”她以为自己理直气壮，但对方却不依不饶。“把我逼急了，我就哭不说话。让他们没辙。”您说这招挺灵，弄得对方无可奈何只得罢休。

您说不知为什么，经历了一次次研究挫折和人生磨难，对马铃薯的研究反而由兴趣变成了追求。1980年改革开放后，国家科研工作逐步走向正轨，您以为自己已为之奋斗了近二十年的研究，怎么也该有名正言顺的环境了，而且这时吉林大学已经研究证明，马铃薯种薯退化是病毒所致。您说，作为农科人员深知这虽然是研究上的一个突破，但是要解决生产上的根本问题，还要继续种薯生产及良种繁育研究，否则科研的意义就仅能体现在论文和专著里。您的信心更坚定了，但遇到的困难也更大了。这时马铃薯已不是天津的蔬菜研究项目，所里没有给立项，没立项就意味着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助手。“没什么都难不倒我，难死我的是没有研究基地。”您为这哭了，而且含着眼泪背着简单的行装，到宝坻、蓟县、静海、北辰四处继续您没被立项的“黑”课题。好在这时中科院微生物所又邀请您参加“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及良种繁育”的课题试验，而且该项目已列入国家“六五”攻关计划，您兴高采烈地找到院领导，院领导支持您的工作，但也无法在研究所内划地给您，只能帮助联系了塘沽试验场，于是您又开始了长长的“塘沽短”。将近两年的返往奔波，您的研究在继续病痛也在发展。研究黄瓜种的侯锋体谅您的难处，让您到他的研究大棚里继续干，当时把您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最后您答应进大棚，但不占人家的地而是用篮子装上土，种上试验土豆后吊在空中。

为了马铃薯您吃了那么多的苦，放弃出国工作的机会，由于坚持马铃薯研究不同意所里安排的其他研究项目，所里不再聘任您做项目主持人，您一下病倒了。就这样您还是与马铃薯不离不弃，没有经费做试验，就自己掏腰包；没有试验田，就凑合用谁也不要的“堆沙石料的三角地”，为准确计算产量，您就一行一行地量一株一株地算。为给帮助您的工人发点奖金，大儿子高考那天您却跑到石家庄老同学那买市场急需的甘蓝种子，卖个差价。老同学得知这个情况后，既感动又生气，问您“孩子高考关系他的一生，你这个当妈的能这样做吗？”您无奈地摇摇头，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是上苍怜您吗？采访回来我不止一次地这样想。因为那么多年那么多人的研究没解决的问题，就在那一篓装着蛭石的土里解决了。当您用茎尖脱毒薯苗进行无土栽培时后，偶然发现小苗结出一个个小如纽扣的精灵般的微型小薯，而且这些微型小薯栽到地上成活率竟达百分之百，激动的心像要跳出嗓子眼儿，眼前的世界一片光明。您还告诉我微型小薯跟普通土豆一样，凡是可出芽的地方削下来就是一株种。我懂了，就是过去一个馒头大的土豆上有几个芽眼，可切成几块留种，现在微型小薯也一样。后来，您又想继续这个成果的研究，而且专门从美国引进了品质优良的“津引薯一号”等品种，目的是以这种微型种薯为“原种”进行就地快繁，这样快繁后的薯种可以使马铃薯每亩增收50%，这一研究您又成功了。时值此时，“土豆”才正式有了名分。

来源：天津日报 2008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