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家理——中国石油大学教授

媒体报道：

面对石油“瓶颈”的挑战，我国经济亟需居安思危、突破创新

——访我国“自然、社会双学科集成创新”问题研究专家葛家理教授

今年是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与此同时，全球三大风暴（石油、粮食、次贷危机）也在冲击着世界经济和政治。人们不禁会深思：奥运后会不会出现“经济衰退”的后效应？三大风暴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有没有影响？我们的改革开放将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怀着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最近被《中国经济报告》、《科技中国》等刊物连续采访的我国研究“战略经济学”及“复杂性科学”问题专家、中国石油大学工、管双学科博士生导师葛家理教授。

我国经济改革进入一个“居安思危、突破创新”的科学发展新时期

记者（以下简称记）：葛教授您好，奥运成功举办后，我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提上日程，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和改革开放现状，也关心下一步改革开放怎么走，一些人认为机遇大好、乘势再上；也有人认为，经济改革要“居安思危、确保安全”，您是怎么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及展望改革开放前景的？

葛家理教授（以下简称葛）：我认为：我国经济改革已经成功地走过以“数量增长观”为中心的“初始起飞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为振兴我国经济提供了有利的基础和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对人类历史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经济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兴利除弊，就要不断解决困难和矛盾，不断突破创新，这样才能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和机制，这不会是一日之功。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国际国内形势是复杂多变的，它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我们主观对这些变动的认识、理解、分析和反应必须与时俱进地不断调整、不断更新，才能继续前进。所以，我认为当前我国经济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我国经济改革必须坚定，尽快进入一个“居安思危、防危解困、抓住机遇、突破创新”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全面协调成长期”。

记：那么判断经济改革需要进入一个新时期有什么科学依据呢？

葛：我先介绍两张图表，一张是我国GDP增长数据表，另一张是我国经济改革运行质量战略轨迹分析图。

我国经济改革的“初始起飞阶段”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到1999年GDP总量达到近8万亿元，这证明了在我国经济改革初始起飞期所采取的以“数量增长”为中心的单一因素拉动经济的改革模式是符合当时经济发展状况的。

我们又研究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质量轨迹曲线，如图一左图所示，发现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质量分为三个阶段：

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1993年—1997年是我国宏观经济质量最好的时期（从瘦牛区直线向肥牛区提升），从1998年到1999年为运行质量波折区（由于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质量有下降处（基本建设投资过大），也有提升处（我们维持了美元汇率不降低，正确维护了亚洲邻国利益，也维护了国民的收入和节能），所以是“波折前行”阶段。但1999年到2000年开始宏观经济运行质量反转，而到了2002年运行质量更是反转并较快速下降到瘦熊区，而有潜伏危机出现。

概括地说：我国自2001年开始经济运行质量三大指标K/G、R/G、L/G变坏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十大危害，这就是三高（高投入、高消耗、高用油）三高引发经济运行失衡，资源（能源）全面告急），三低（低效益、低分配、低保障）三低影响民生及和谐社会的建立，三依赖（依赖外贸、依赖外资、依赖借贷）宏观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难以维系，而金融危机风险增大，一冲击（国际热钱冲击可能成为危机突发的导火索）。

我们举出这十个危害指标是参考了刘遵义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预测报警信号指标，所以这些指标是我国经济改革亟需进入“居安思危、解困化险、抓住机遇、突破创新”的“全面科学发展”关键时期的根据，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针对性，但是，还需要全国人民进一步去认识、去理解、去突破创新和实践，才能使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前进。

石油是特殊商品，面对“石油瓶颈”安全挑战，要“识别风向、更换观念、防范突发事件”

记：您提出的影响我国经济运行质量十大因素中，为什么把“石油高消费”专做一个因素？您提出“居安思危”的判断到底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

葛：一方面，当前国内宏观经济运行质量下降与石油爆炸式增长、高油价冲击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如图一右图所示，对比左右图，可以看出，我国石油消费爆炸式增长和国际油价直线式高涨的乘积曲线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质量降低已达到接近90%以上相关程度的负向关联，并形成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质量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我们必需树立“石油是一种特殊商品”的观念，它有全球性、战略性、金融性、权势性、生态性等特殊商品性质，它不受传统线性经济学简单供需关系的支配。

石油的全球化性质：全世界已有三次由于油价波动形成石油危机而引发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现实，一次是由于油价暴涨，一次因油价先涨后落，第三次是由于暴跌。这要引入一个重要观念，并非只有油价暴涨才会有危机，而油价暴跌也会使世界进入大萧条、大动荡和大失业，也会形成经济危机，所以这更需要我们认知石油是一种特殊商品。

石油的战略化性质：世界已发生过三次石油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还有伊拉克战争，从本质说也是石油战争），说明“石油是导火索”，这是由于石油商品的战略性质所决定的。

石油的金融化性质：这是由于石油价格是在世界虚拟经济期货市场中决定的，并不是现货市场加油站形成的，期货市场的价格是有巨大心理预期和套头基金、对冲基金炒作形成的，所以，石油已经成为一种虚拟经济衍生物，不受传统供求关系线性经济学的支配。因此，各国都是把石油战略实施目的和各国宏观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联系起来，从全局考虑、系统考虑制定“全方位的石油战略”。

当前，国际上形成了四大风暴（石油、粮食、次贷危机、衰退危险）冲击着世界经济，到底会将世界经济和政治吹向何方呢？我们提出三个问题进行深思和考虑。

（一）全球会因石油瓶颈引发金融危机吗？

（二）持续石油竞争会引发世界政治动荡和格局重组吗？

（三）中国能抵挡住石油风暴的冲击吗？

“全球会不会由于石油爆发金融危机”？

著名投资商索罗斯在其最近出版的新书《金融市场的新范例：2008年信用危机》开篇语中就预言：“我们正处在20世纪以来世界最大危机当中。”他认为：许多国家建立了政府控制的主权财富基金，把成百上千亿美元投资到美国或其它国家，这是导致能源价格、日用品和食品价格等飞涨的因素之一，在美国处于经济衰退边缘时，全球受到双重打击，那就是“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所以这场危机正是过去25年来超级繁荣的顶点，也许这个危机不会发生上世纪30年代的萧条，但日本曾经历过的10年停滞却可能重演，以致出现极其漫长的全球性衰退。 “持续石油竞争会引起世界政治动荡和政治格局重组吗”？

美国和日本学者最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高油价将会使世界开始以美国和美元为霸主的全球化格局向以主权财经基金国和主权资源（特别是能源资源）宗主国为主的“再国家化”政局变动，这样就会使世界在一两年内经历冷战以来最大变动而进入一个新时代；暂时停止全球化、走向“再国家化”。他们预言这一变化比冷战体制崩溃的影响更为重大，似乎格鲁吉亚出现的局面就是这个预言的先兆。

我们暂不管这高油价出现两大预言“经济危机和政局变革”会不会出现，但都可以看出：对石油的认识已有人站在更高、更深的全局角度来研究了，很值得我们对石油的全球政治经济影响引起重视和重新审视。

中国的石油瓶颈对策能挡住世界石油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吗？

（一）我国实行的是“管制油价，辅助消费”的对策，但是由于我国本土自生产原油最大在1.8亿吨上下徘徊，而消费大增使中国变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国，进口原油价格上升了5倍（与2000年相比）以上，消费价值猛烈上升，总依赖进口超过40%之后，管制国内油价是根本解决不了我国宏观经济的“石油瓶颈”问题的，而反因管制油价违犯了市场经济原则，使市场经济扭曲造成我国股市扭曲，中石油股价市值一落再落，股市有崩盘的危险，控制油价还会使本来盈利的大户变得无利可图，甚至亏损，使经济失去发展动力，负面影响是明显的。

（二）同时“石油瓶颈”还有政治风险，我国地缘政治处在多重包围之中，简单归纳为：北面：“朝核舞剑，意在沛公”，南部：“群岛锁链，侵占石油”；西部：“三箭齐射，直达边界”，一箭是周边石油战争：阿富汗、伊拉克现在威逼伊朗，二箭“颜色革命”从乌克兰到吉尔吉斯，三箭巨石摩擦，周边引火，如：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西方国家与缅甸之间等引起巨大摩擦，在中国周边引火不得安宁；北方：“石油比拼、政治博弈”，如：俄罗斯安大线、安纳线之争、里海石油和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天然气是东来中国还是西去欧美之争。最近以来更有新情况、新问题值得我国高度重视注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由于上面两方面原因，我国石油战略不能把“石油问题”简化与“物价”挂钩，认为全球石油风暴只会影响中国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因此识别石油风暴的风向是当前第一要务。

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安全形势最主要的防范方向是：领土、金融、能源三重危机同时并发，因此我们应以此做出应急防范预案，以防万一。

我国要预防领土、金融、能源三重危机并发。理论研究认为，危机是一种突发性事件，由于突发地引爆冲击力会使经济内在的慢性病态急性暴发而产生危机，而可能的引爆力包括：政治引爆（台海、东海等），经济引爆（无序资金流动、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等），资源引爆（爆炸式消费及油价突变（突变包括暴涨和暴跌））和其它引爆。我们要有预警预报系统，更有应急预案。

我国经济改革需要有“新认识、新理念、新模式、新举措”，才能科学发展、创新前进

记：您上面讲了我国“居安思危、防险解危”的一面，也请您给我们谈谈如何“抓住机遇、突破创新、科学前进”。

葛：是的。我国经济改革虽然在完成了初始起飞期之后，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但是也有机遇和希望，就像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要通过认真研究我国向什么方向去？怎么走？现在是一个关键时期，我认为只要有“新认识、新理论、新模式、新举措”，就会有新成果、新天地。我只能提出一些需要深入探索的思考，我认为这个重大命题需要进行的工作是：一个“重新认识”的探索，两个“基本理念”的探讨，三种“改革模式”的研究，四方面“创新举措”的讨论，才能使我国经济发展创新持续前进。

一个“重新认识”的探讨：就是“我国经济改革主要矛盾是什么”的新认识探讨。人们对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一方面振奋自豪，另一方面又很不满足，原因很多，看法众云不一，是“经济过热，还是疲软，甚至崩盘？”是“物价太贵，还是消费太弱，有行无市？”、“是社会分配不公，还是追求平均主义”等等，这个问题认识“不深、不准、不实”，则关系重大，我认为当前经济改革矛盾是“数量增长过热”与“质量减弱疲软”的矛盾，既有“物价上涨”之危，又有“疲软崩盘”之险。这是我们经济改革在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时没有及时认识积极调整积累下的“双刃”难题。当前主要矛盾是我国经济改革持续发展“动力不足”，而物价通胀并不是影响安全的内在原因，完全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改变、科技创新提高企业的生产，降低成本拉动GDP的增长，替代数量速度拉动GDP的方法来解决。

两个“基本理念”的研究：一是树立“中国特色”的理念，“中国特色”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它包括国情特色和时代特色，因此，一方面全靠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解决十几亿人口的经济发展是行不通的，所以不能“全盘西化”。另一方面进入智力经济时代，科技成了第一生产力，智力资源、智力劳动、智力产业、智力资本出现的新的“科技生产力理论”及“和谐生产关系理论”必须与时俱进进行改革创新，固步自封的道路也同时是行不通的。

另一个需深入思考和更新的理念是“和谐社会”的理念。“和”就是人人要有饭吃，民生是一个主要问题，那就必须解决“先富”和“共富”的矛盾统一。“谐”是大家皆有话说。因此，“民主”是另一个主要问题，那就要解决十三亿人民“民主”和“集中”的矛盾统一。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又必须树立一个“和谐社会阶段发展观”。最高层次和谐是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然后是社会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现在我们只是“初级阶段”，只能“按实分配”，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温饱阶段”、“小康阶段”、“全面小康阶段”逐步解决。“民生”、“民主”两大和谐社会任务促使生产关系的变化既要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进步，又不能超过中国特色的实际情况和约束条件来跨跃达到，否则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反而会引起不同群体之间不和谐、不团结了，和谐社会并不是平均主义。

三个“改革模式”的研究：即“和谐社会模式”、“超双元经济互动共进模式”、“系统协调经济学发展模式”，都需要人们去研究并以此来制定实现“和谐社会”的完整有效举措和规划来。

四方面“创新举措”的讨论：面对当前经济改革的举措，我觉得有四方面举措建议讨论。

(一）“放眼全球、发展经济、和谐共赢、共同发展”的建议。因势利导地把世界已经形成的“全球化格局”继续下去，不使它因为高油价、高缺粮、高增涨、低汇率、低发展使世界又退回到各国只为自己利益争夺资源、争夺资本、争夺技术的所谓“再国家化”的老路上去。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回归到目前受到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经济加深贫富国矛盾的所谓“单边经济全球化”老路上去，而是要改革目前“单边全球化”格局，成为“互利共赢”和谐世界的新全球化格局。这样做一方面形成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有利环境，另一方面提出了走向和谐共建“大同世界”的新思路、新理论，这样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要求是很高的，十分困难，没有创新能力和科学举措是不行的。

(二)落实国内经济“加强活力”措施，改变“管制阻力”方针，形成重大举措，研究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市场机制。

(三)高度重视遏制“稀贵物力资源”尤其是石油能源爆炸式消费的措施，事关国家安危，不能等闲视之。

(四)认真学习、创新、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科学发展观”理论，集思广益提出一条既反对“坚持不改”又反对“全盘西化”，真正有新认识、新理念、新模式、新举措的改革开放全面科学发展的规划和举措来。

自觉做一个“为国分忧、为民育才”的科学中国人

记：您是年过六十之后冒着从一个“专家”向一个“杂家”转型的风险开始转换方向、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的，您觉得这样做值得吗？

葛：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三点感想，第一，探索“自然与社会科学综合集成创新”，探索“系统的复杂性”，不但是值得的，而且是21世纪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这绝不是“标新立异”赶时髦，而是只有这样做才能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才能站在专业、行业思维科学高度来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知识，发现客观规律解决实际问题。

第二，年纪大了之后，改换门庭，从头学起值不值？我感觉到首先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这是“前有古人、外人，后有来者”的事业。SFI三个创始人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也是在得奖之后重新钻研、重新创新的，这说明要自主创新贡献社会，就要有从头学习，从头钻研的精神。

第三，我做为一个高校教师是要以“培养”创造性人才为已任，对自己就要有“与时俱进”不断提高和改造自己创新能力的要求，甚至自愿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不断要求自己从头学起，掌握符合时代要求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这就是我这样做的根本目的。

记：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葛：谢谢。

来源：《科学中国人》2008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