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规划创新谈 答北京某杂志记者问
喻学才
2011-9-9
一、 据了解，您的求学、工作经历非常丰富，本科时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后来转向研究旅游，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了这个专业方向？
我天性喜欢自由，讨厌拘束。自幼生活在鄂东北大别山区的青山绿水之中。如画的江山给了我自然美的熏陶。我的家乡不仅自然环境如诗如画，乡人还有重视文教的传统，村人读书风气很盛。我自幼得环境的厚赐，喜爱山水，热爱文学。改革开放第一年也就是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选择了我喜爱的汉语言文学。毕业时没有旅游管理的研究生招生单位，我于是应届考取了湖北大学的古代文学研究生，师从张国光教授。研究生期间，我大量阅读了历代大家名家的诗文集以及各地方志，名胜志。古代图书中大量的旅游诗文，激发了我研究旅游的兴趣。于是我决定终生献身旅游学术事业。因此，可以概括的说，我之选择旅游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半得江山之助，半得读书之助。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应忽视，这就是时代机遇。因为刚好我们读大学时国家改革开放，旅游由以前的外事接待型的事业变成为中外游客服务的现代服务业。国家的需要，时代的机遇，加上自己幼时的生活环境以及自幼养成的热爱文学的兴趣几个因素凑成。机缘巧合，我于是选择了旅游作为我终生为之奋斗的领域。将旅游文化的研究和应用作为我终生奋斗的专业方向。
二、旅游业是地方经济来源的重要产业之一，因此各地对旅游规划十分重视。作为旅游学的研究专家，您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旅游规划？具体规划哪些内容？
历史上的旅游主要是文化活动。不是经济活动。现代旅游从1841年托马斯库克组织旅行社进行品酒之旅以来，就是经济产业了。所以说在世界上出现现代旅游业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但在中国，旅游产业只有不到80年的历史。而真正全国性铺开，则历史只有30多年。
地方政府之所以重视旅游产业，是因为它具有挖掘地方自然和文化遗产，整合不同产业资源潜力，美化地方环境，积极保护遗产，创造风景出口、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国民收入等一系列重要贡献。
旅游产业由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旅游吸引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景区景点。二是旅游消费群。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旅游市场。三是旅游经营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旅游中介组织，包括旅游局、旅游开发公司、旅游区、旅行社等接待经营单位。旅游经营者是沟通旅游供应和旅游需求两端的一个桥梁或纽带。旅游市场研究主要要解决的就是谁来旅游目的地消费的问题。旅游吸引物研究所要解决的是旅游者来看什么的问题。
旅游规划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研究上述三大环节的指导性文件。对于旅游区的发展至关重要。它是建立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区域内供需条件基础上的旅游业发展目标的实现方式之研究文件。
准确地说旅游规划就是一门研究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旅游需求和供给，但主要是研究旅游供给内容和规律的学问。从规划范围说，有区域性规划（比如对某省某市某县境内的旅游供给条件和市场需求进行研究的叫区域性旅游总体规划）有景区规划（空间范围小点，景区的性质和行政区域又有不同。所对应的市场也有不同。有自己的特殊性）从规划层次说，有策划、概念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的层次之分。详细规划还可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三、 您多年来侧重于旅游文化与旅游规划、遗产保护与遗产活化多方面的研究工作，文化遗产保护对我国这样一个文化遗产大国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通过口头信息、文字信息和相关物质载体代代相传，绵延不断地传及后世的。换句话说，人类的历史都是这样通过口头传说，文献记载以及实物遗存几个方面保存至今的。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传统的农耕文明遗产遭到毁灭性的破坏。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参战国家的许多图书文献、古代遗迹以及熟悉本国历史的专家学者都被战争机器毁灭了或者严重破坏了。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呼吁进行遗产保护。这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至今方兴未艾的国际性遗产保护运动的起因。
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是战乱不断，遗产破坏代不乏人。但我们国家幸运的是出了个孔子。他所生活的春秋时代跟我们今天的时代差不多，属于不安宁的乱世。幸运的是他一生很不顺利，没有长期做官。晚年聚徒讲学，整理古代文化遗产。提出了许多至今仍不过时的遗产保护思想。留下了一批有价值的古代经典。加之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尔后两千多年整个封建社会，基本都是以孔子思想为国家指导思想。由于这个缘故，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有关于遗产保护的举措。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大多数姓氏都是聚族而居，家族文化也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因此也养成了自觉保护家族遗产和国家遗产的传统。国这个层次和家这个层次实际上都重视文化，都关心遗产保护。这可能是中国的遗产保护的最大特色。
中国有数千年文化传承的历史。各民族、各地区有大量的民间口头传说，国家层面，地方层面，家族层面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口头传说，以及建筑、碑刻、陵墓、器物、文书、习俗等文化遗产。其丰富灿烂放诸国际舞台也绝不逊色欧洲德意英法等国。
但我们自晚清开始，国家积贫积弱，屡遭列强欺辱，从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一心救亡图存。因此在驱逐列强，强大祖国的凯歌高进过程中，也犯了在泼出一盆脏水的同时，也连带把盆中的婴儿泼掉的错误。我们这近一百年除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破坏掠夺，对祖国文化遗产造成的重大破坏外，更多的破坏是我们指导思想上的失误造成。如1958年大办钢铁对古代寺庙道观宗族祠堂等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的毁灭性破坏，1966年文化大革命横扫四旧，出现比秦始皇焚书坑儒严重许多倍的对文化遗产的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急功近利以及审美缺失等原因造成的建设性破坏也是毋庸回避的事实。
我国自觉的遗产保护是建立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的。
对于一个有着悠久遗产保护传统的古国大国的中华民族，对于一个由于割断历史传统一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化遗产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仅要学习西方，遵循世界遗产保护公约的约定，保护好我国境内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我们还应学习孔子，自觉总结古代的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虽然号召大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加以总结。但至今除了南京大学老校长，已故著名教育家匡亚明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一次成功的实践外，并没有更多的人染指这个遗产保护的领域。这是需要改变的现状。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应该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系列总结中，自觉认识遗产，保护遗产。特别是要把那被泼脏水泼出去的婴儿找回来。这个婴儿就是圣贤文化传统！当今的中国，由于历史传统被割断100多年，国人价值观处于无序状态。拜金主义，物欲主义。泛滥天下。急需弘扬圣贤文化传统以矫正世俗的的颓风。
四、注重传统特色的传承是您在做旅游规划时非常重视的问题，您能否就这个问题谈谈？山东省曾经做过一套旅游规划，传达的是“雄鹰”概念，但很多人认为更应该突出孔子和泰山，对于这种矛盾您怎么看？各地旅游又纷纷打出名人故里的招牌，而各个故里的规划也相差不大，没什么新意。针对此问题，您能否谈谈您的看法？
前面已经说过，旅游规划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旅游系统目标的实现方式研究。我们规划人员应该致力挖掘的无外乎两个东西，一是这个地域时间轴上的历史信息，一是这个地域空间轴上的线路信息，或曰空间信息。历史信息的挖掘和活化解决的是打造旅游吸引物的问题。空间信息的研究所要解决的是景区空间集聚怎样才能效益最大化的问题。时空两条线研究透了，还只是解决了“此”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彼”的问题。“此”解决的是“看什么”的问题。“彼”则要解决“谁来看”的问题。这里的“彼”就是市场。所以“彼”“此”必须结合着研究。你所说的我做规划时比较注重传统特色的传承，实际上就是想努力提炼当地地域文化中的闪光点，并努力将其打造成潜在市场的游客们可能欢迎的兴奋点。市场卖点必须建立在这两个点上。前一个点是资源性质的，后一个点是产品性质的。
即使某个地方本身自然和人文资源均没有特色可言。我就是移花接木也要找到结合点。比如，我们在2002年于浙江仙居接受过一个项目。那个项目基地是一个连县级旅游区都没有列上的普通山沟沟。我们经过基地周围四百公里范围内艰苦的调研，最后找到突破口。因为就在基地附近大约10公里远处就有一座国家重点风景区神仙居，我们进去考察后发现该景区虽然叫神仙居，但并没有神仙文化方面的人文开发。我们决定将古老的神仙文化移植到这个山沟里，增加她的文化内涵。现在那个山沟已经成为一个比较著名的景区了。从2003年开业至今，经营状况良好。我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响石山景区。主要做上海市场。真山真水加上神仙文化内涵的休闲主题开发，很受欢迎。
由于我们近百年割断历史传统，对于地方传统特色许多规划人都感觉陌生。因为要提炼需要花气力。地方志书，家族族谱，风水文献，历代文人学者对家乡的诗文记载。都是重要的地方传统特尔的载体。但历史文献都是古文，繁体字，没有标点，不曾断句。读起来比较困难。尽管如此，我觉得，我们所做的景区规划或景点创造，都属于推陈出新的工作。要出“新”，必须研究“陈”，只有研究明白了“陈”，才能谈推，否则从何谈起呢？
至于外国人所做的山东省旅游总体规划，优点还是很多的。比如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以旅游资源的分布范围来确定区域的思想；重视海滨度假区域建设的思想，对此前所做的区域规划的评说研究的工作方法，都是有意义的，值得我们中国专家学习的。但他和他的团队毕竟是北欧人，汉字认不识几个。汉语说不了几句。你要他做山东这样文化大省古迹大省的规划，那如果他们能够准确地定位，就不正常了。你要一个连汉字都不认识的人做孔夫子家乡的规划，识者只能无语。
至于你问如何看待山东旅游总规的不足。简单地说，他的长处是做海滨度假。所以山东总规得失参半。海滨度假这一块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泰山和曲阜上。象泰山这样几乎浓缩了一部中国文化史的山岳文化、象孔子这样万世师表的儒家文化他们根本不配做，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常识等于零。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有些地方领导盲目崇洋。一心想搞轰动效应。其实国内对泰山有研究，对孔子和儒家文化有研究的大有人在，即使在中国旅游规划界，并非这样的专家学者。只是他们看不见，也懒得调查研究罢了。
名人故里开发热的问题。去年我曾接受过东方瞭望周刊的采访。这个问题，我可以简单说说。名人故里热的问题历史上早已有之。只是古代的热范围很小，主要停留在文化人层面上，为了家乡争地位，乱拉名人壮观瞻，如各地方志上多见孔子山之类的名胜即是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孔子“周游列国”所走过的地方有限，是可以查证的，也已经被历代学者研究得清清楚楚。那些没有文献依据的所谓孔子遗迹，属于附会。多数情况是历史记载缺少准确的定位，如湖北襄阳和河南南阳争诸葛亮卧龙岗。也有的是现代人为了发展旅游，而展开遗址大战，争抢名胜，如黄州赤壁和蒲圻赤壁争三国古战场遗址；古代的名人故里之争还有道德底线，比如没有人去抢秦桧故里、魏忠贤故里什么的。但现代社会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产业，打造地方品牌，创造官员政绩，连潘金莲的故里都被挖掘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国家发生的一些大事件会对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很大影响，比如今年恰逢建党90周年，各地纷纷调整或修改了旅游规划，突出红色旅游。您认为在旅游规划的调整或修改中，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
前面说过，旅游规划主要是特定地域范围内的旅游系统目标的实施计划。而无论什么地域，旅游规划都必须研究供需两个方面，通俗地讲，就是要研究谁来看，看什么，怎么看的问题。我们有句俗语，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就说明重大事件对旅游是会产生影响的。这种影响可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看。自消极方面而言，比如一个国家如果发生动乱流血事件，或者一个景区如果发生恐怖事件，很长一段时间客流都难以恢复到出事前的规模。这是旅游业脆弱性的体现。但若从积极方面看，象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这样的重大事件，自然会对各地红色旅游产生影响。在部分县市，甚至需要调整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这很正常。从某种意义上讲，旅游既是一个古老的游走文化，也是一种赶时髦的时尚文化。比如某部电影或电视剧热播，可能会刺激出一条某某皇帝之旅，或某某主题之旅的旅游线路来。
当然，所谓调整，总是局部的，不可能是全局性的。关键要看是暂时的现象，还是有相对长久的可能。不能说是风就是雨。还没等你调整过来，说不定热潮就会过去。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如果仅仅是旅游线路的开发，那无妨大局。如果属于要新增加相当建设量的工程，那就要仔细研究市场的潜力。
六、各地为了吸引客源而打造红色旅游方案花样层出不穷，有些地区让游客扮演日军，模拟敌人进村强抢妇女的情景，社会各界对此褒贬不一。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一种被称之为旅游文化庸俗化的做法。是部分红色旅游景区媚俗的做法。不值得提倡，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因为我国的红色旅游自2005年两办发文正式推动以来，已经六个年头了。六年来，大家都在探索。但国家发展红色旅游有很强的政策性。两办明确规定红色旅游不应以经济效益为追求目标，而应关注社会效益。但这个政策也是有问题的。在红色旅游起步阶段，是需要这样的政策扶持的。如果一直坚持这个政策，那就会把红色旅游引入理论误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红色旅游也是旅游产品，只是她有特定的内涵，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遗产旅游，是一种特殊专题旅游产品。既然是旅游产品，就得进入市场交易。就要有吸引力。就得让游客乐意购买。所以单纯靠组织党员、在校学生接受教育那种模式，即所谓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模式来开展红色旅游，是不可能把红色旅游打造成旅游产品的。只有将红色旅游融入到地方旅游景点体系之中，接受公平的竞争。不断地深化主题，不断地活化遗产，不断地改进解说系统，不断地提高服务质量。红色旅游产品开发才会走上正轨。你所说的旅游文化庸俗化现象，如果作为增强景点吸引力，活化党史遗产的一种探索，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变成了歪曲历史真实，单纯追求趣味，那就又当别论了。笼统地反对一切模拟演示的观点，仍是一种红色旅游不可冒犯的思维在作怪。
七、通常来说，旅游规划的核心是什么？从全国各地的规划方案来看，您认为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哪个？在您看来，我国现阶段旅游规划和旅游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如何解决？
旅游规划的核心就是打造地域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核心竞争力关键的是文化力的打造。
过去对旅游规划有所谓资源型旅游规划，市场型旅游规划等说法，实际上那只是旅游规划的侧重点的差异，比如有的规划市场这一块做得强些，有的规划则是资源这一块做的强些而已。并没有回答旅游规划的核心问题。如前所述，旅游规划是为地域旅游产业的发展勾画蓝图。一个地方的旅游产业发展，必须有足以吸引游客的旅游吸引物。但在当今之世，旅游资源并不是决定因素。因为没有名山大川，可以根据市场可能的需求，打造旅游吸引物。因此，这个核心竞争力不是一个具体的建筑物，而是一个综合的集成概念。文化力当然比较抽象。如果一定要说的具体些，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三度，即规划本身对地方文化特色的提炼整合度。旅游景观和服务的可观赏接受度。以及规划实施的负责机构之执行度。
衡量一个地域的旅游规划是否成功，关键要看它能否卓有成效地对该地域旅游产业系统目标的实现起指导作用。能否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三度之中，文化力的打造是重点。
近年出台的旅游规划，要评判甲乙很难。如前所述，一个地域的旅游产业能否成功，规划只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还有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等将蓝图变成现实的环节。有的规划专家们认为很好，但领导不认同。或者前任领导手里编制的规划，后任不用，也就束之高阁了。或者规划虽好，但实施不行。所以我只能就已经实施的规划来举几个例。就区域规划而言，我认为《云南省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是一个成功的总体规划。因为该规划虽为国外专家所作，但中方配套的专家组和外方专家一对一联系开展工作，可以避免文化隔膜造成的短腿现象。规划本身牢牢抓住了云南文化多样性这个特色。就文化力的打造上显示了课题组思路的清晰。抓住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就抓住了云南旅游规划的核心。其次规划者通过规划支线机场等途径，解决了云南和湄公河三角洲等周边国家地区的外部链接以及和国内各相关大都市的链接问题。还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就是云南省重视规划的实施。为了把规划思想宣传到千家万户，省里组织了讲师团到各州宣讲全省旅游规划。所以说这个省域规划从规划本身的竞争力度到实施推动的力度，都是一流的。真正形成了合力。
就景区策划和规划而言，我想说无锡市的灵山大佛景区规划毫无疑问是成功的案例。这个景区所依托的是玄奘的弟子窥基开创的祥符寺遗址和太湖风光。这个项目的策划很成功，该项目共分三期，一期建造灵山大佛佛像。二期建造九龙灌浴。三期建造梵宫。该景区围绕佛教故事造景，并无太多的创新，但它的重心就是做文化，打造文化竞争力。因为大陆佛教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1949年后近半个世纪停止佛事活动，所以寺庙建筑，僧才储备等多方面都处在断层境况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只能走旅游佛教的道路。而不可能走台湾的佛教旅游的道路。灵山胜境由于占了先机，又抓住了大陆佛教旅游客观需求无法满足的历史机遇，于是走了通过活化佛教遗产中受众面最广的佛本生故事以吸引游客的道路，取得了成功。客观上她引领了中国大陆旅游佛教的时代新风尚。当然，这个项目的成功除了建筑设计的精细外，区位优势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不是在美丽的太湖之滨，不是在经济文化发达的环太湖区域，也许情形会是另外的样子。
八、您曾提出这样的口号“文化武装规划，规划创造文化”，以及您确立的规划编制境界：“使游之者忘倦，寓之者忘归，居之者忘老”。您在旅游规划方面有很多创新的观点、理论并且应用到实践中，您怎么理解创新，您不断创新的动力源于哪里？请您介绍一下能够充分体现这些理论的案例。
我们多年来一直将“文化武装规划，规划创造文化”这句话作为南京金乌旅游咨询公司规划业务的指南。我们深信，没有文化的规划，就像没有灵魂的木乃伊一样，不能给人美感。不能给人以活力，自然也没有实用价值。而一个有文化做灵魂的好规划必然会创造出新的文化。比如前面说过的灵山大佛景区，原来固然有个祥符寺的遗址，但不过是荒山一片。规划建设了灵山大佛景区以来，谁能否认这个5A级旅游区所创造和展示的文化是旅游产业时代的旅游文化？
又比如深圳华侨城的集锦式文化主题公园的开发模式也是一种创新。因为深圳特区所在地最初只是一个渔村。国家要建设特区，就必须建设旅游景区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这种集锦模式的景观营造在封建社会帝王宫苑中有人尝试过，比如康熙乾隆营造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但在当代旅游产业化的背景下，深圳锦绣中华为代表的主题园则开了时代风气。因此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前面说到的浙江响石山景区自身没有有吸引力的资源，但我们从古老的神仙文化中提炼出适合现代人口味的休闲哲学，将其结合响石山自然山水环境，就产生出意想不到的效应。也就不自觉地创造出现代社会的大众休闲文化。客观上适合了上海这样过于拥挤的特大城市市民们短期休闲放松的精神需要。又比如武夷山玉龙谷景区，是我们2005年做的规划。该景区面积不大。但森林植被好。大半属于原始森林。我们根据景区的资源赋存，规划了一个生态休闲区，一个银矿体验区，一个畲族村寨民俗风情区。除畲族村寨因为用地原因迟迟未得开发外，另两个项目都已经建成开放。特别是银矿洞景区，那不过是明代太监们组织开挖的一个废弃的银矿洞，由于我们调研的结果全国各地明代遗留的银矿洞别无开发。所以我们决定将此内容作为武夷山的一个补充。将当年采矿扰民与民争利、矿工头领银王的故事等遗产加以活化。从而使这个范围不大资源特色不鲜明的景区变得鲜明起来。我们感觉得益的还是做足了文化的文章。
我们也有一些做的很成功的规划，但由于开发商征地违规等原因，而至今尚未能变成现实，如我们1999年至2003年间历时数年在中国小商品的发源地浙江义乌市所规划的历史长河景区就是一例。义乌每天有近20万中外客商在市区流动，但义乌本市没有与此旅游流相匹配的大型旅游景区，为此，我们在1998年给该市编制旅游总体规划期间，就策划了历史长河这个大型主题公园项目。我们当年的策划思路是采用集成的手法，将中国五千年历史开发为一个大型主题公园。全园设计36个景区。分纵、横两条线索。纵向的是按朝代设置景区，横向的则按主题设置景区。把现代的商业经营等实用功能跟景区建筑环境等审美功能合二为一。既立体地宣传二十五史，又最大可能地利用园区的各相关建筑空间。该规划被中国旅游报主任记者概括为集成式主题公园，说是与深圳集锦式主题公园不同的新型主题公园。2010年5期《建筑与文化》杂志曾详细介绍过该规划从策划到修建性详细规划。
创新，是和因袭相对待的一个概念。创新就是超越。它有很多表现形式。比如，无中生有。即规划区域历史上没有任何底蕴的，如深圳锦绣中华为代表的主题公园开发。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方式就是借题发挥。如无锡的灵山胜境。创新最大的特点就是前无古人。也就是说，无论无中生有也好，有因有创也好，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要搞出了前人没有的新东西。编制旅游规划，国家有标准。在格式上或者说在形式上不可能另搞一套。因为行业内部必须遵守共同的行规。甲方也会了解国标文件。但按照国标文件做，一个要素不落下的规划，未必是好规划，或者说未必是有新意的规划。但有新意的规划必须首先符合国标要求。
九、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旅游行业发展快速，但对旅游文化、旅游规划的认识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您觉得中国的旅游规划专家能够做什么？旅游规划的发展方向如何？
我们正在从事的旅游规划工作是前无古人的工作。因为古代中国没有旅游产业，旅游产业规划涉及地域旅游系统的旅游目标实现方式。我们认为，近30年的旅游规划过分偏重旅游的经济属性，而对旅游的文化属性则未予重视。由于行业发展太快，市场需求过旺，规划工作者几乎没有时间去仔细研究，反复推敲，就被甲方政府领导催促评审了。这样粗放式的旅游开发背景下不可能产生多少精品规划，也不可能产生太多的精品景区。
我觉得，在规划领域，国家主管机构应该有制度制约各级地方领导，应该有比较科学严谨的竞标规范。一方面规范地方领导的权利使用。另一方面也为旅游规划界公平竞争寻求制度保证。要把旅游规划重视文化特色提炼的问题真正落到实处，有必要在相关规范中以指标的形式提出，比如说可以把地方文化特色是否在旅游产品中得到具体的体现作为一项重要的指标。就像旅游规划、建设规划环保问题是否体现可以一票否决那样，如此，规划从业人员势必重视此项工作。这即是所谓导向的力量。
国家明确提出“十二五”的战略是精细化、集约型发展，也就是说要超越前面三十年的粗放式开发。没有导向，没有制度。这种战略调整就很难落到实处。
作为旅游规划专家，我认为，经过30年的岁月洗礼。旅游规划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太专业到相当专业。这种进步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下一阶段大家应该普遍关心的是旅游规划的文化创新问题，关心旅游规划的品质提升，关心旅游规划的实施经营，是必然的选择。顺变说一句，现在许多地方分不清旅游策划与旅游规划的区别。明明以旅游策划的名义邀标的，到评比甲乙时就会不自觉地倾向于已经把策划做到规划深度的那些方案。这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工作没有到位。应该进行这方面的基础研究。要把两者的区别点找出来。这样对于参加竞标的人才公平。
我觉得，在今后的岁月里，旅游规划专家的精品意识肯定会上升。对景区后期规划实施建设的关注和参与也会成为必然的趋势。
十、北京一直占据着全国旅游业的龙头地位，近年来一些媒体对城市竞争力研究进行了报道，从中看出北京的位置处在上海、深圳、广州之后，您认为城市竞争力是否会对城市的旅游业产生影响？
城市竞争力是个很综合的概念，它包括经济硬实力、文化软实力所涉及的许多指标，比如从市民素质到环境条件、设施质量、管理水平。城市竞争力对城市旅游业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旅游业是一个关联度很高的涉及多种产业和社会多个部门的综合性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借力而生的产业。如果一个城市综合实力强大，第三产业必然会壮大，旅游作为现代服务业，就可好风频借力，直上青云端了。反过来也可以说，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中，旅游业的积极贡献也是十分明显的。不容忽视的。
十一、您无论在旅游规划方面还是遗产保护方面都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您总结这些经验并上升到理论，出版了很多的著作，为同行及年轻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素材并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请给我们介绍几部有代表性的著作？
《中国旅游文化传统》。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这是一本旨在对三千年中国旅游文化传统进行总结的专著。书中有中国旅游文化简史，有对中国旅游文化的若干规律性现象的总结，例如重人传统，重文传统、重视保护、重视自然等。我始终认为，在中国规划旅游产业，不研究自己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规划会显得过于单薄。
《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名胜区建设》，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这本书是国家文物局的一个科研项目的结题著作。本书主要希望在遗产保护与风景旅游建设两者之间找到结合点和生长点。在保护和开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该书首次打通中西古今，全方位地研究该问题。
《中国旅游名胜诗话》，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出版。这套书共八本，属于普及中国旅游文化的图书。它以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的游览线路为经，以沿线各景点历史掌故诗词鉴赏为纬。可为爱好旅游文化者之助。
《中国历代名匠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该书是一本系统研究自黄帝以来直到辛亥革命历朝历代的能工巧匠的专著，其中历代建筑界的能工巧匠的研究介绍占主体。书中插有100幅古代巧匠的画像。
《中国历代名建筑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出版。该书是第一本为我国历代有重大影响的名建筑编写“身份证”的专著。
上述关于建筑遗产的两本专著同时也可以视为旅游文化遗产。因为旅游名胜的信息无外乎载体的信息和人的信息。这两本书一本考证建筑遗产，一本研究建筑师遗产。
1999年至今10余年来，为了改变江苏高校没有本地版旅游专业教材的局面，我受江苏高校同仁的委托，承蒙他们厚爱，让我牵头主编了两套旅游管理本科教材。前一套由中国2000年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后一套2009年开始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其中我本人主编的有《旅游文化学》《旅游资源学》两种。后一套教材是国家十一五普通高校规划教材。
我的旅游规划研究著作还没有出版，只在《建筑与文化》杂志上做过若干整理和初步总结。因为我还在积累研究案例。我希望用自己的案例说话。所以并不忙着出书。
十二、您多年致力于教学的前沿，您对我国现阶段人才培养模式有什么见解？在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您认为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什么？您觉得应该如何培养旅游规划研究领域的创新型人才？
现在的人才培养模式问题有三：一是忽视中华文化经典的教育。也就是说，忽视在我国有着悠久传统的圣贤教育的传统。国民教育缺少民族文化的“根”的感觉。连带出现的问题就是重利轻义，重欲轻理。崇拜金钱，崇拜物欲。党政干部贪赃枉法，社会不公平，这些问题其实都与国民教育缺失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有莫大关系。二是学科分科太细。不利于人才的综合素质养成。比如说上个世纪前半期的学者搞理工科的懂文科，从事文科的也懂自然科学的，不在少数。但现在要找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这样的人才，就难得一见了。以旅游规划人才论，一个团队七八个人，综合素养好的能有一个就很好了。三是定位不清，目标不明。比如，高等和中等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的目标定位当然应该是培养技能型的人才。而重点高校旅游专业则应该定位在培养战略管理型人才上。结果我们现在很多学校是乱的。重点高校为了学生就业，千方百计去学技能性的东西；而职技学院为了提高地位，又千方百计地想升本科，因此轻视技能教育。其实，无论重点高校还是职技学院，基础教育都是必须的。实践能力都是必须的。不同的是各自的基础性学习和实践性环节内涵不一样而已。并不是说职技学院不需要理论素养，重点高校不需要实践能力培养。
当然，从高处看，学科分科太细是晚清以来学习外国的一个重大失误。因为中华民族的教育向来重视整体教育，全息教育。而绝不是西方那种把整片森林分割为一棵棵树木的搞法。西方社会有宗教支撑其精神。中国文化是没有宗教的文化。如果一定要跟西方比较，我们的宗教就是祖宗宗教，就是圣贤教育。忽视了这一点，将后患无穷。
一个团队最重要的当然是领头人。这个人的人品学识和把握全局的能力以及人格魅力必须得到团队绝大多数成员心悦诚服地认同。这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团队负责人只顾自己，不顾大家。处事不公，损公肥私。那是很难把团队带好的。
其次是价值观要大致统一。要有一种共同的理念。比如一个以做文化主题规划见长的专家团队，不要求每个人都对文化很精通，但他们都必须认同这种偏好。因为天下太大，同行如林。要使自己团队的市场形象清晰，自己的定位必须清晰。光定位清晰还不够，还必须坚持。要打造一个有影响力的品牌，坚持就是最好的战略。朝秦暮楚，朝三暮四，是很难成就品牌的。如果团队的一致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因为其他原因，那很难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比如一个专门做农业旅游项目的团队，手下人大多不喜欢这个行当。而领头人又不能有效地影响大家，培养大家的兴趣，提升大家的能力，则这个团队就很难有效运转。
旅游规划领域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我觉得应该从本科开始抓起。像现在这样的课程设置，很难培养出科班出身的旅游规划创新型人才。因为我们的课程设置把学生自己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的权利压缩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学生为了学分，必须按照既定的教育计划，从政治课到专业基础课再到专业课一步步走过来。学生很少有自己选择读书和研究问题的时间，只能被动的听课做笔记，复习考试。这种陈旧的教育模式不改变，势必严重影响我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的提升。
解决办法，可在旅游专业院系采取导师负责制。从本科阶段低年级开始，发现综合素质好地就由将其列入培养计划，由专门的导师指导，培养提升其广泛阅读的兴趣以及求异思维和全局观念。一个优秀的旅游规划人才，大致需要10年培养。其中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各自应该有不同的培养侧重点，但一个旅游规划领域的创新型人才毫无问题的是必须紧紧围绕博览群书、求异思维和全局观念三个方面努力。因为对规划人才而言，广阔的知识面是规划创新的信息基础。求异思维是规划创新的思维基础，而全局观念是规划创新的方法论基础。还有一点就是实践环节，旅游规划人才的培养当然不能缺少实践环节。但实践环节应注意两点，一是要让其有统筹全局的机会。二是要促使其养成比较分析的习惯。
住建部专家刘红纯来信谈《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区建设》
喻学才
2011-9-1
喻老师您好：
学习了您的大作《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名胜区建设》，感触颇深，尤其是文中关于风景名胜区管理方面的研究见解，我觉得都是很到位的。以下是学习之余写下的一些自己的感想，请老师指正。
我想，不论是文化遗产，还是风景名胜区，我想我们缺少的往往是基础性研究。我们的研究工作如同许多地方的风景名胜区工作一样，讲究大干快上，急于追赶西方国家的研究水平，而忽视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特性，导致一些基本的问题长期得不到研究重视。比如，风景名胜区或文化遗产内存在大量的原住民，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是我国特有的国情，笼统的搞搬迁安置和社区参与并不是一剂解决保护和旅游发展的灵丹妙药（如牧区就很难解决）。该著作对我国文化遗产类资源做了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爬梳、整理、分析，也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观点，我想作为教科书或是研究著作，都是很有裨益的。
1、关于文化遗产和风景名胜区
文化遗产与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有共性，都是特殊的、珍贵的不可移动资产，表现出来的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也有相似之处。很多文化遗产同时也是风景名胜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接触较多的文化景观（根据《公约操作指南》的定义，文化景观是“自然与人类联合创造的工程”），与我国风景名胜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最集中的区域）的特征最为类似，也是很“具有中国国情”的。目前我国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三处文化景观（庐山、五台山、杭州西湖），同时也都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还有为数众多的风景名胜区，我想都可以归为文化景观的类别。因此，研究文化遗产特别是文化景观和风景名胜区具有共通性，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我想这似乎也可以作为一个文化景观的一个研究方向，供参考）。
2、关于管理体制
文中提到了解决目前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改革体制，实现三权分立。实际上，最核心的问题仍然在管理权的归属上，这也是我国风景名胜区制度同国外以美国为主的国家公园的最大区别（当然，日本、德国部分国家公园也有类似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体制）。我国风景名胜区制度可以说始于百废待兴之时（1980年筹措阶段，1982年第一批公布），当时国家无力管理，又没有补助资金，各部门基本都当成了一个没味的馍馍，因此制定了国家城建总局负责主要监管、地方政府负责主要管理事务的制度。如今，许多学者对效仿国外国家公园管理制度、由中央直管风景名胜区或文化遗产（成立专门部门）的呼声甚高。我个人认为，我国的风景名胜区未来应当走这种趋势，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全面达到经济发展的冷静期，现有体制已实行近30年，除中央各部门的职能调整（我认为这一点可能还是次要矛盾）外，釜底抽薪式的改革涉及到中央资金投入、地方政府历史和现有利益补偿、资源重新分配、土地权属和行政关系调整、旅游开发主体等多重关系，牵一发动全身，需要有通盘、统筹的考虑和较为明确的计划、改革方式，可以先期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3、关于开发商
开发商的问题本来不能作为一个基本问题，但却是旅游开发问题的两个重要矛盾之一，另外一个是政府管理者的长官意志，两者常常相互依存。在产权讨论一节中，对开发商利益诉求的问题建议稍稍深入展开。在经济浪潮仍然不断席卷国家各个行业的趋势下，开发商也不是一味的洪水猛兽，至少国家很多主管部门这样认为。在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很多风景名胜区管理者叹息，认为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政府部门斗不过开发商，这是领导干部考察只认gdp甚至不认gdp组成的一个结果。解决这个矛盾，近期只有通过法律法规和保护监管制度的健全（压力较大，且只能解决建设用地控制的短期问题），远期还应当着眼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些学者专家也认为，既然都是管理，开发商自己投钱了，关系到了切身利益，为什么还会不顾持续发展做杀鸡取卵式的开发？其实，一是许多开发商确实会为尽早攫取丰厚的利益回报而不惜破坏不可再生的资源，开发商不会愿意承担而且也不能承担毁坏资源的责任；二是将国家资源的保护责任寄托在私人或小团体的道德自律上，具有很大的风险；三是目前有关法律法规和法定规划的执行困难重重，因此将重要项目（如门票、土地等）的经营权管理前置审批是非常有必要的。
4、关于其他问题
有关文化遗产与风景名胜区管理工作和理论实践研究需要加强的，我想还有其他几个方面，包括科普教育、能力建设、讲解展示、社会服务与保护宣传。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以后有时间再跟您探讨。
另外，《三元草堂诗词联抄》我已认真拜读，虽然我不太懂诗，但对其中《短歌行•五十初度》、《答李常生博士》、《自题祖居旁小溪》、《靖节祠》、《大年初一过五风楼》、《腰仔寨观天然壁画》、《重游玉泉寺》、《初游神仙寺》等作品非常喜欢，很有意境，希望喻老师还有更多好作品问世。
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此致
敬礼！
学生：刘红纯
2011-8-25
文化休闲苏州论坛学术研讨总结
喻学才
2011年5月7日
“文化休闲苏州论坛暨长三角休闲发展学术联盟第三次会议”在苏州市旅游局、吴江市政府和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旅游系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地于2011年5月5日——7日在吴江东恒盛国际大酒店举办。现在到了学术总结的阶段。受大会主办单位委托，让我代表大家做个学术总结。由于掌握的资料不够全面，以及个人水平的局限，总结未必能准确反映实际情形。如有疏漏，还望各位见谅。
这次苏州休闲论坛，是长三角休闲发展联盟成立以来第三次学术会议。到会代表近60余人。代表分别来自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广东六省各高等院校以及政府机关。
从战略层面看，本次会议是为落实联盟盟主庞学铨主任所确定的长三角休闲发展学术联盟的六大任务而召开的。这六大任务是：1，举办休闲发展学术研讨，共同推进休闲理论研究、,2，研讨长三角地区休闲发展经验，推介休闲发展优势城市、地区、企业和产业,3，培养、培训长三角及其他地区休闲发展所需人才,4，为长三角地区旅游休闲管理部门提供调研和决策咨询,5，与长三角地区休闲旅游业界建立联系与合作,6，促进休闲理念与生活方式的传播与推广等六大战略任务而策划的。
本次会议在切入社会、切入生活、切入产业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尝试。庞学铨教授所提出的把休闲学研究扩大到旅游研究之外，加强和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将休闲理论研究和应用发展结合等指导思想得到与会专家的普遍认同。
从本次会议主题看，这次会议集中研究了文化休闲问题。
我觉得，本次会议就研究内容而言有以下三大特点：
第一，本次会议的最大热点是对旅游标准化规划和休闲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展开了研究。本次会议的东道主苏州大学魏向东教授做了题为《基于FEA视角的旅游标准化体系研究》的报告。该报告引进美国联邦跨企业标准化管理规划的经验，根据中国省市级的实际情况，探索了苏州这样的旅游城市如何编制旅游标准化规划的问题。可以预期，本课题将在著名旅游城市这个层面旅游标准化规划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南京师范大学黄震方教授在国内率先对休闲资源进行了分类和评价。他的研究借鉴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和评价的国家标准，和国标文件比较，他的研究充分考虑了休闲资源的特性，充分考虑了市场因素。在资源形态上，他更多的关注综合性休闲资源。纠正了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国标文件过分关注旅游资源单体的毛病。南京财经大学万绪才教授赞同黄教授对休闲资源的分类和评价，特别首肯黄教授纠正国标文件的缺失的贡献。同时，他还从基本概念的厘定角度发表了自己对休闲、休闲活动、休闲资源、休闲城市等概念的看法。他提出的不能只从旅游者的角度看休闲城市，还应关注当地人的休闲需求的观点，很得大家认同。庞学铨教授认为休闲城市应该突出城市趣味，城市风尚。一座城市，市民的生活态度和倾向。市民的生活方式与趣味，是城市个性和特征之所在，应予高度重视。他认为，不同的城市资源，具有不同的吸引力。因此，应该结合市场需求来挖掘城市休闲遗产，打造休闲城市品牌。例如以杭州为例，作为休闲城市，她的内涵很丰富，但我们可以针对泰国市场推销宗教文化休闲产品。华东师范大学庄志民教授在发言中以上海世博会首尔案例为例，着重解析了政府在当代城市文化休闲系统中的角色和作用。他认为，城市文化休闲系统主要包括供给系统、需求系统、管理系统和支持系统。政府在城市文化休闲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最重要的城市文化休闲管理方，是供给方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充当着支持方的角色。还规范着需求方的行为。苏州博物馆的沈建东研究员以古城苏州为例，讨论了文化传承与城市休闲文化建设的关系。其所提出的必须以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为契机，坚持传承保护与开拓创新的统一，遗产呵护与建设的统一，文化多样性保护与知名品牌打造的统一。此三统一的观点实为古代遗产型休闲城市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华东师范大学楼嘉军教授在会上专门介绍了他研究的休闲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是种子去年上海会议所提交讨论的城市休闲评价指标体系方案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课题组选取了三十六个城市进行数据采集，以休闲基础、休闲相关产业、休闲消费、休闲特色为一级指标。采用柯布赖斯函数建构模型。课题组研究发现休闲城市间的差异主要差在休闲相关产业和休闲特色这两个指标上。在休闲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宁波市旅游局苏少敏副局长介绍了宁波市旅游局和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合作研制的休闲基地的评价标准。他在介绍该评价标准时，还特别比较了休闲旅游基地和观光旅游目的地的三大区别。这个休闲基地的评价指标体系充分考虑了休闲地的特质，从宏观战略到微观层面精心设计了各相关指标，从休闲产品、休闲服务、休闲管理和休闲环境四个方面指明了休闲基地建设的途径。
第二，和历次休闲研讨会比较，本次会议对传统休闲文化遗产的重视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浙江大学潘立勇教授将休闲的地位由洗头洗脚提升到养身养心的高度，将休闲学称之为顶天立地的学问，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的休闲本体论、休闲工夫论和休闲境界论这休闲三论为休闲理论画出了比较清晰的轮廓。南京大学张捷教授以吴江为例，通过对尘封在古代文献中的吴江古诗词遗产进行量化研究，提出了诗词遗产可视化和新增景点诗词化的战略建议，为吴江市今后进一步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激活尘封的诗词遗产，提升现代旅游景点的文化品位做了破题文章。东南大学的喻学才教授从八景与休闲的关系角度探讨了古老的八景文化遗产中蕴含的休闲学元素。他认为遍布全国城乡的某某八景从源头看应该是古老的祀典制度的变种，是近游传统的产物，是古代也是我们今天开展休闲活动的重要载体。建设现代的休闲文化，应该继承和创新八景文化。徐州师范大学孙天胜教授就现代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与传统休闲文化价值的冲突问题 以及现代人的主体价值观迷失展开论述，最后他发出呼吁：希望更多的学者来关注传统的休闲文明，希望更多的人能诗意地栖居在这个星球上 。
第三 ，本次会议已经开始了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研究文化休闲问题。南昌大学黄细嘉教授以南昌为例，探讨了休闲场所建设与旅游产业转型的问题。因为休闲产业发展的前提是休闲场所的建设。他对休闲场所的概念，特征，类型以及如何引导一般场所向休闲场所转型都做了探索。上海市宋江区商务和旅游委员会李萌在题为《论文化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中认为，旅游业和其他产业的本质区别在于旅游业是文化性产业。它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互动发展、协同发展的内在联系。他认为，目前长三角地区旅游业虽然已经居全国首位，但旅游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之间还只是浅层次、某环节的结合，今后需要从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措施等方面来充分我能展现文化创意产业的特征。
从中外比较角度来研究文化休闲问题，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特点。浙江大学的周丽君教授以深度休闲理论为指导，通过千份问卷调查，比较研究了美国北爱荷华大学和中国浙江大学大学生的休闲差异。揭示了现阶段中国大学生的休闲偏重室内，而美国大学生偏于户外的以及互联网时代中国大学生主要因条件所限而不能广泛开展户外休闲但并非不喜欢户外休闲等结论。上海大学的郑怡清和上海师范大学的朱立新两位教授专门研究了在沪外籍人士的休闲行为。通过实证研究和数据分析，揭示了外籍人士的休闲行为现状及特征。为我国外籍人士的休闲活动和管理提供了依据。
除了以上三大热点外，与会专家中还有不少文章研究休闲产品的打造。如吴媛媛的《论无锡市非物质遗产的市民文化休闲开发》实际上就是研究如何对无锡市现有的非物质遗产资源按照休闲需要进行产品开发。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任鸣认为休闲是一种消遣文化而不是一种消费文化。他在发言中探讨了传统体育项目的休闲价值发掘问题。他认为传统体育项目因其自身的娱乐性而必然具有休闲的特征，他因此提出要以现代人观念来改造传统体育项目，将传统体育活动融入到现代休闲活动中。苏州大学孙剑冰副教授以岁时节日中清代私家园林的情景研究为题，通过排比文献中私家园林岁时游赏的诗文记录，揭示了作为生活场所同时也是休闲场所的私家园林的三个特点：1，公共性和半公共性。2，通过各种娱乐活动的开展将园林空间整合到主人打的日常生活之中。3，既追求视觉享受，也注重实质性的空间舒适。曹林娣的文章也是从江南园林休闲产品打造着眼的。梁明珠和云晓的文章专门探讨了沙湾古镇这个广东音乐的发祥地的休闲品牌打造问题。上海海事大学程爵浩通过滨水旅游休闲与城市再生的国际经验的研究，为我国城市滨水区域休闲空间建设提供借鉴。同济大学吴承照教授就大城市郊区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发表了自己的简介。苏州大学黄泰在发言中以古城苏州为例，探讨了转型期中国城乡文化休闲空间的优化布局问题。他认为古城区的空间优化应和新城区的金鸡湖和苏州乐园打造联动。苏州科技学院雍正华做了旅游休闲产业与景区规划设计的发言。他提出的四大注意即注重设计结合自然、注重设计结合文化、注重设计的独一无二，注重设计的细节的见解对于休闲场所规划设计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苏州科技学院单鹏飞教授以苏州乐园为例，研究了主题乐园的兴衰与城市休闲空间的营造的嬗变关系。
本次会议规模虽然不大，却是一次学术盛会。会议气氛热烈，交流充分，成效显著。本次会议主要由政府官员，高校学者构成。以高校学者专家为主。学术探讨是其主要特色。
总起来看，本次会议将会因为选择了的最具幸福感的吴江作为开会地点，将会因为研究了休闲地评价指标体系、休闲基地评价指标体系，将因重视了中国古代休闲文化遗产的解读与利用，以及对休闲载体规划建设的研讨等问题而被载入史册。
借此机会，我想代表与会专家对为本次会议提供方便的苏州市旅游局、吴江市旅游局，对为本次会议付出大量心血和辛劳的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旅游系的师生，特别是向具体接待的研究生同学表示感谢。
2011-5-7于苏州吴江市东恒盛国际大酒店
向孙玉平编导推荐拍摄水浒传版本专家马幼垣教授
2008-05-27
孙玉平先生:
您好!
看了您的108集《八百年水浒》征稿启事和拍摄大纲.感觉很好.很大气,很原创!
这里给您推荐一位美籍汉学家,他叫马幼垣，广东番禺人，1940年生于香港。香港大学文学士，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执教26年。1996年退休后在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新竹),香港大学,香港岭南大学任客座教授.他关于水浒研究的著作有四种.即《水浒论衡》（1992），《水浒二论》（2005），《水浒人物之最》（2003），《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这个学者研究水浒最大的特色是占有各种版本的水浒传，在全世界独一无二。为了研究水浒，他走遍了世界各地大图书馆。几乎所有的水浒书他都拥有，或者买原书，或者数码照相，或者复印。总之，这个学者是以占有资料全面和考据研究为特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武汉开会时曾经见过一面，听过他介绍自己全球访书做学问研究水浒的报告。所以印象深刻。
喻学才
2008年5月27日晨
旅游规划创新谈 答北京某杂志记者问
喻学才
2011-9-9
一、 据了解，您的求学、工作经历非常丰富，本科时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后来转向研究旅游，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了这个专业方向？
我天性喜欢自由，讨厌拘束。自幼生活在鄂东北大别山区的青山绿水之中。如画的江山给了我自然美的熏陶。我的家乡不仅自然环境如诗如画，乡人还有重视文教的传统，村人读书风气很盛。我自幼得环境的厚赐，喜爱山水，热爱文学。改革开放第一年也就是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选择了我喜爱的汉语言文学。毕业时没有旅游管理的研究生招生单位，我于是应届考取了湖北大学的古代文学研究生，师从张国光教授。研究生期间，我大量阅读了历代大家名家的诗文集以及各地方志，名胜志。古代图书中大量的旅游诗文，激发了我研究旅游的兴趣。于是我决定终生献身旅游学术事业。因此，可以概括的说，我之选择旅游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半得江山之助，半得读书之助。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应忽视，这就是时代机遇。因为刚好我们读大学时国家改革开放，旅游由以前的外事接待型的事业变成为中外游客服务的现代服务业。国家的需要，时代的机遇，加上自己幼时的生活环境以及自幼养成的热爱文学的兴趣几个因素凑成。机缘巧合，我于是选择了旅游作为我终生为之奋斗的领域。将旅游文化的研究和应用作为我终生奋斗的专业方向。
二、旅游业是地方经济来源的重要产业之一，因此各地对旅游规划十分重视。作为旅游学的研究专家，您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旅游规划？具体规划哪些内容？
历史上的旅游主要是文化活动。不是经济活动。现代旅游从1841年托马斯库克组织旅行社进行品酒之旅以来，就是经济产业了。所以说在世界上出现现代旅游业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但在中国，旅游产业只有不到80年的历史。而真正全国性铺开，则历史只有30多年。
地方政府之所以重视旅游产业，是因为它具有挖掘地方自然和文化遗产，整合不同产业资源潜力，美化地方环境，积极保护遗产，创造风景出口、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国民收入等一系列重要贡献。
旅游产业由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旅游吸引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景区景点。二是旅游消费群。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旅游市场。三是旅游经营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旅游中介组织，包括旅游局、旅游开发公司、旅游区、旅行社等接待经营单位。旅游经营者是沟通旅游供应和旅游需求两端的一个桥梁或纽带。旅游市场研究主要要解决的就是谁来旅游目的地消费的问题。旅游吸引物研究所要解决的是旅游者来看什么的问题。
旅游规划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研究上述三大环节的指导性文件。对于旅游区的发展至关重要。它是建立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区域内供需条件基础上的旅游业发展目标的实现方式之研究文件。
准确地说旅游规划就是一门研究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旅游需求和供给，但主要是研究旅游供给内容和规律的学问。从规划范围说，有区域性规划（比如对某省某市某县境内的旅游供给条件和市场需求进行研究的叫区域性旅游总体规划）有景区规划（空间范围小点，景区的性质和行政区域又有不同。所对应的市场也有不同。有自己的特殊性）从规划层次说，有策划、概念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的层次之分。详细规划还可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三、 您多年来侧重于旅游文化与旅游规划、遗产保护与遗产活化多方面的研究工作，文化遗产保护对我国这样一个文化遗产大国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通过口头信息、文字信息和相关物质载体代代相传，绵延不断地传及后世的。换句话说，人类的历史都是这样通过口头传说，文献记载以及实物遗存几个方面保存至今的。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传统的农耕文明遗产遭到毁灭性的破坏。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参战国家的许多图书文献、古代遗迹以及熟悉本国历史的专家学者都被战争机器毁灭了或者严重破坏了。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呼吁进行遗产保护。这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至今方兴未艾的国际性遗产保护运动的起因。
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是战乱不断，遗产破坏代不乏人。但我们国家幸运的是出了个孔子。他所生活的春秋时代跟我们今天的时代差不多，属于不安宁的乱世。幸运的是他一生很不顺利，没有长期做官。晚年聚徒讲学，整理古代文化遗产。提出了许多至今仍不过时的遗产保护思想。留下了一批有价值的古代经典。加之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尔后两千多年整个封建社会，基本都是以孔子思想为国家指导思想。由于这个缘故，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有关于遗产保护的举措。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大多数姓氏都是聚族而居，家族文化也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因此也养成了自觉保护家族遗产和国家遗产的传统。国这个层次和家这个层次实际上都重视文化，都关心遗产保护。这可能是中国的遗产保护的最大特色。
中国有数千年文化传承的历史。各民族、各地区有大量的民间口头传说，国家层面，地方层面，家族层面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口头传说，以及建筑、碑刻、陵墓、器物、文书、习俗等文化遗产。其丰富灿烂放诸国际舞台也绝不逊色欧洲德意英法等国。
但我们自晚清开始，国家积贫积弱，屡遭列强欺辱，从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一心救亡图存。因此在驱逐列强，强大祖国的凯歌高进过程中，也犯了在泼出一盆脏水的同时，也连带把盆中的婴儿泼掉的错误。我们这近一百年除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破坏掠夺，对祖国文化遗产造成的重大破坏外，更多的破坏是我们指导思想上的失误造成。如1958年大办钢铁对古代寺庙道观宗族祠堂等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的毁灭性破坏，1966年文化大革命横扫四旧，出现比秦始皇焚书坑儒严重许多倍的对文化遗产的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急功近利以及审美缺失等原因造成的建设性破坏也是毋庸回避的事实。
我国自觉的遗产保护是建立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的。
对于一个有着悠久遗产保护传统的古国大国的中华民族，对于一个由于割断历史传统一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化遗产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仅要学习西方，遵循世界遗产保护公约的约定，保护好我国境内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我们还应学习孔子，自觉总结古代的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虽然号召大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加以总结。但至今除了南京大学老校长，已故著名教育家匡亚明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一次成功的实践外，并没有更多的人染指这个遗产保护的领域。这是需要改变的现状。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应该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系列总结中，自觉认识遗产，保护遗产。特别是要把那被泼脏水泼出去的婴儿找回来。这个婴儿就是圣贤文化传统！当今的中国，由于历史传统被割断100多年，国人价值观处于无序状态。拜金主义，物欲主义。泛滥天下。急需弘扬圣贤文化传统以矫正世俗的的颓风。
四、注重传统特色的传承是您在做旅游规划时非常重视的问题，您能否就这个问题谈谈？山东省曾经做过一套旅游规划，传达的是“雄鹰”概念，但很多人认为更应该突出孔子和泰山，对于这种矛盾您怎么看？各地旅游又纷纷打出名人故里的招牌，而各个故里的规划也相差不大，没什么新意。针对此问题，您能否谈谈您的看法？
前面已经说过，旅游规划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旅游系统目标的实现方式研究。我们规划人员应该致力挖掘的无外乎两个东西，一是这个地域时间轴上的历史信息，一是这个地域空间轴上的线路信息，或曰空间信息。历史信息的挖掘和活化解决的是打造旅游吸引物的问题。空间信息的研究所要解决的是景区空间集聚怎样才能效益最大化的问题。时空两条线研究透了，还只是解决了“此”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彼”的问题。“此”解决的是“看什么”的问题。“彼”则要解决“谁来看”的问题。这里的“彼”就是市场。所以“彼”“此”必须结合着研究。你所说的我做规划时比较注重传统特色的传承，实际上就是想努力提炼当地地域文化中的闪光点，并努力将其打造成潜在市场的游客们可能欢迎的兴奋点。市场卖点必须建立在这两个点上。前一个点是资源性质的，后一个点是产品性质的。
即使某个地方本身自然和人文资源均没有特色可言。我就是移花接木也要找到结合点。比如，我们在2002年于浙江仙居接受过一个项目。那个项目基地是一个连县级旅游区都没有列上的普通山沟沟。我们经过基地周围四百公里范围内艰苦的调研，最后找到突破口。因为就在基地附近大约10公里远处就有一座国家重点风景区神仙居，我们进去考察后发现该景区虽然叫神仙居，但并没有神仙文化方面的人文开发。我们决定将古老的神仙文化移植到这个山沟里，增加她的文化内涵。现在那个山沟已经成为一个比较著名的景区了。从2003年开业至今，经营状况良好。我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响石山景区。主要做上海市场。真山真水加上神仙文化内涵的休闲主题开发，很受欢迎。
由于我们近百年割断历史传统，对于地方传统特色许多规划人都感觉陌生。因为要提炼需要花气力。地方志书，家族族谱，风水文献，历代文人学者对家乡的诗文记载。都是重要的地方传统特尔的载体。但历史文献都是古文，繁体字，没有标点，不曾断句。读起来比较困难。尽管如此，我觉得，我们所做的景区规划或景点创造，都属于推陈出新的工作。要出“新”，必须研究“陈”，只有研究明白了“陈”，才能谈推，否则从何谈起呢？
至于外国人所做的山东省旅游总体规划，优点还是很多的。比如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以旅游资源的分布范围来确定区域的思想；重视海滨度假区域建设的思想，对此前所做的区域规划的评说研究的工作方法，都是有意义的，值得我们中国专家学习的。但他和他的团队毕竟是北欧人，汉字认不识几个。汉语说不了几句。你要他做山东这样文化大省古迹大省的规划，那如果他们能够准确地定位，就不正常了。你要一个连汉字都不认识的人做孔夫子家乡的规划，识者只能无语。
至于你问如何看待山东旅游总规的不足。简单地说，他的长处是做海滨度假。所以山东总规得失参半。海滨度假这一块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泰山和曲阜上。象泰山这样几乎浓缩了一部中国文化史的山岳文化、象孔子这样万世师表的儒家文化他们根本不配做，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常识等于零。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有些地方领导盲目崇洋。一心想搞轰动效应。其实国内对泰山有研究，对孔子和儒家文化有研究的大有人在，即使在中国旅游规划界，并非这样的专家学者。只是他们看不见，也懒得调查研究罢了。
名人故里开发热的问题。去年我曾接受过东方瞭望周刊的采访。这个问题，我可以简单说说。名人故里热的问题历史上早已有之。只是古代的热范围很小，主要停留在文化人层面上，为了家乡争地位，乱拉名人壮观瞻，如各地方志上多见孔子山之类的名胜即是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孔子“周游列国”所走过的地方有限，是可以查证的，也已经被历代学者研究得清清楚楚。那些没有文献依据的所谓孔子遗迹，属于附会。多数情况是历史记载缺少准确的定位，如湖北襄阳和河南南阳争诸葛亮卧龙岗。也有的是现代人为了发展旅游，而展开遗址大战，争抢名胜，如黄州赤壁和蒲圻赤壁争三国古战场遗址；古代的名人故里之争还有道德底线，比如没有人去抢秦桧故里、魏忠贤故里什么的。但现代社会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产业，打造地方品牌，创造官员政绩，连潘金莲的故里都被挖掘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国家发生的一些大事件会对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很大影响，比如今年恰逢建党90周年，各地纷纷调整或修改了旅游规划，突出红色旅游。您认为在旅游规划的调整或修改中，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
前面说过，旅游规划主要是特定地域范围内的旅游系统目标的实施计划。而无论什么地域，旅游规划都必须研究供需两个方面，通俗地讲，就是要研究谁来看，看什么，怎么看的问题。我们有句俗语，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就说明重大事件对旅游是会产生影响的。这种影响可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看。自消极方面而言，比如一个国家如果发生动乱流血事件，或者一个景区如果发生恐怖事件，很长一段时间客流都难以恢复到出事前的规模。这是旅游业脆弱性的体现。但若从积极方面看，象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这样的重大事件，自然会对各地红色旅游产生影响。在部分县市，甚至需要调整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这很正常。从某种意义上讲，旅游既是一个古老的游走文化，也是一种赶时髦的时尚文化。比如某部电影或电视剧热播，可能会刺激出一条某某皇帝之旅，或某某主题之旅的旅游线路来。
当然，所谓调整，总是局部的，不可能是全局性的。关键要看是暂时的现象，还是有相对长久的可能。不能说是风就是雨。还没等你调整过来，说不定热潮就会过去。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如果仅仅是旅游线路的开发，那无妨大局。如果属于要新增加相当建设量的工程，那就要仔细研究市场的潜力。
六、各地为了吸引客源而打造红色旅游方案花样层出不穷，有些地区让游客扮演日军，模拟敌人进村强抢妇女的情景，社会各界对此褒贬不一。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一种被称之为旅游文化庸俗化的做法。是部分红色旅游景区媚俗的做法。不值得提倡，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因为我国的红色旅游自2005年两办发文正式推动以来，已经六个年头了。六年来，大家都在探索。但国家发展红色旅游有很强的政策性。两办明确规定红色旅游不应以经济效益为追求目标，而应关注社会效益。但这个政策也是有问题的。在红色旅游起步阶段，是需要这样的政策扶持的。如果一直坚持这个政策，那就会把红色旅游引入理论误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红色旅游也是旅游产品，只是她有特定的内涵，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遗产旅游，是一种特殊专题旅游产品。既然是旅游产品，就得进入市场交易。就要有吸引力。就得让游客乐意购买。所以单纯靠组织党员、在校学生接受教育那种模式，即所谓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模式来开展红色旅游，是不可能把红色旅游打造成旅游产品的。只有将红色旅游融入到地方旅游景点体系之中，接受公平的竞争。不断地深化主题，不断地活化遗产，不断地改进解说系统，不断地提高服务质量。红色旅游产品开发才会走上正轨。你所说的旅游文化庸俗化现象，如果作为增强景点吸引力，活化党史遗产的一种探索，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变成了歪曲历史真实，单纯追求趣味，那就又当别论了。笼统地反对一切模拟演示的观点，仍是一种红色旅游不可冒犯的思维在作怪。
七、通常来说，旅游规划的核心是什么？从全国各地的规划方案来看，您认为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哪个？在您看来，我国现阶段旅游规划和旅游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如何解决？
旅游规划的核心就是打造地域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核心竞争力关键的是文化力的打造。
过去对旅游规划有所谓资源型旅游规划，市场型旅游规划等说法，实际上那只是旅游规划的侧重点的差异，比如有的规划市场这一块做得强些，有的规划则是资源这一块做的强些而已。并没有回答旅游规划的核心问题。如前所述，旅游规划是为地域旅游产业的发展勾画蓝图。一个地方的旅游产业发展，必须有足以吸引游客的旅游吸引物。但在当今之世，旅游资源并不是决定因素。因为没有名山大川，可以根据市场可能的需求，打造旅游吸引物。因此，这个核心竞争力不是一个具体的建筑物，而是一个综合的集成概念。文化力当然比较抽象。如果一定要说的具体些，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三度，即规划本身对地方文化特色的提炼整合度。旅游景观和服务的可观赏接受度。以及规划实施的负责机构之执行度。
衡量一个地域的旅游规划是否成功，关键要看它能否卓有成效地对该地域旅游产业系统目标的实现起指导作用。能否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三度之中，文化力的打造是重点。
近年出台的旅游规划，要评判甲乙很难。如前所述，一个地域的旅游产业能否成功，规划只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还有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等将蓝图变成现实的环节。有的规划专家们认为很好，但领导不认同。或者前任领导手里编制的规划，后任不用，也就束之高阁了。或者规划虽好，但实施不行。所以我只能就已经实施的规划来举几个例。就区域规划而言，我认为《云南省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是一个成功的总体规划。因为该规划虽为国外专家所作，但中方配套的专家组和外方专家一对一联系开展工作，可以避免文化隔膜造成的短腿现象。规划本身牢牢抓住了云南文化多样性这个特色。就文化力的打造上显示了课题组思路的清晰。抓住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就抓住了云南旅游规划的核心。其次规划者通过规划支线机场等途径，解决了云南和湄公河三角洲等周边国家地区的外部链接以及和国内各相关大都市的链接问题。还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就是云南省重视规划的实施。为了把规划思想宣传到千家万户，省里组织了讲师团到各州宣讲全省旅游规划。所以说这个省域规划从规划本身的竞争力度到实施推动的力度，都是一流的。真正形成了合力。
就景区策划和规划而言，我想说无锡市的灵山大佛景区规划毫无疑问是成功的案例。这个景区所依托的是玄奘的弟子窥基开创的祥符寺遗址和太湖风光。这个项目的策划很成功，该项目共分三期，一期建造灵山大佛佛像。二期建造九龙灌浴。三期建造梵宫。该景区围绕佛教故事造景，并无太多的创新，但它的重心就是做文化，打造文化竞争力。因为大陆佛教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1949年后近半个世纪停止佛事活动，所以寺庙建筑，僧才储备等多方面都处在断层境况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只能走旅游佛教的道路。而不可能走台湾的佛教旅游的道路。灵山胜境由于占了先机，又抓住了大陆佛教旅游客观需求无法满足的历史机遇，于是走了通过活化佛教遗产中受众面最广的佛本生故事以吸引游客的道路，取得了成功。客观上她引领了中国大陆旅游佛教的时代新风尚。当然，这个项目的成功除了建筑设计的精细外，区位优势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不是在美丽的太湖之滨，不是在经济文化发达的环太湖区域，也许情形会是另外的样子。
八、您曾提出这样的口号“文化武装规划，规划创造文化”，以及您确立的规划编制境界：“使游之者忘倦，寓之者忘归，居之者忘老”。您在旅游规划方面有很多创新的观点、理论并且应用到实践中，您怎么理解创新，您不断创新的动力源于哪里？请您介绍一下能够充分体现这些理论的案例。
我们多年来一直将“文化武装规划，规划创造文化”这句话作为南京金乌旅游咨询公司规划业务的指南。我们深信，没有文化的规划，就像没有灵魂的木乃伊一样，不能给人美感。不能给人以活力，自然也没有实用价值。而一个有文化做灵魂的好规划必然会创造出新的文化。比如前面说过的灵山大佛景区，原来固然有个祥符寺的遗址，但不过是荒山一片。规划建设了灵山大佛景区以来，谁能否认这个5A级旅游区所创造和展示的文化是旅游产业时代的旅游文化？
又比如深圳华侨城的集锦式文化主题公园的开发模式也是一种创新。因为深圳特区所在地最初只是一个渔村。国家要建设特区，就必须建设旅游景区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这种集锦模式的景观营造在封建社会帝王宫苑中有人尝试过，比如康熙乾隆营造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但在当代旅游产业化的背景下，深圳锦绣中华为代表的主题园则开了时代风气。因此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前面说到的浙江响石山景区自身没有有吸引力的资源，但我们从古老的神仙文化中提炼出适合现代人口味的休闲哲学，将其结合响石山自然山水环境，就产生出意想不到的效应。也就不自觉地创造出现代社会的大众休闲文化。客观上适合了上海这样过于拥挤的特大城市市民们短期休闲放松的精神需要。又比如武夷山玉龙谷景区，是我们2005年做的规划。该景区面积不大。但森林植被好。大半属于原始森林。我们根据景区的资源赋存，规划了一个生态休闲区，一个银矿体验区，一个畲族村寨民俗风情区。除畲族村寨因为用地原因迟迟未得开发外，另两个项目都已经建成开放。特别是银矿洞景区，那不过是明代太监们组织开挖的一个废弃的银矿洞，由于我们调研的结果全国各地明代遗留的银矿洞别无开发。所以我们决定将此内容作为武夷山的一个补充。将当年采矿扰民与民争利、矿工头领银王的故事等遗产加以活化。从而使这个范围不大资源特色不鲜明的景区变得鲜明起来。我们感觉得益的还是做足了文化的文章。
我们也有一些做的很成功的规划，但由于开发商征地违规等原因，而至今尚未能变成现实，如我们1999年至2003年间历时数年在中国小商品的发源地浙江义乌市所规划的历史长河景区就是一例。义乌每天有近20万中外客商在市区流动，但义乌本市没有与此旅游流相匹配的大型旅游景区，为此，我们在1998年给该市编制旅游总体规划期间，就策划了历史长河这个大型主题公园项目。我们当年的策划思路是采用集成的手法，将中国五千年历史开发为一个大型主题公园。全园设计36个景区。分纵、横两条线索。纵向的是按朝代设置景区，横向的则按主题设置景区。把现代的商业经营等实用功能跟景区建筑环境等审美功能合二为一。既立体地宣传二十五史，又最大可能地利用园区的各相关建筑空间。该规划被中国旅游报主任记者概括为集成式主题公园，说是与深圳集锦式主题公园不同的新型主题公园。2010年5期《建筑与文化》杂志曾详细介绍过该规划从策划到修建性详细规划。
创新，是和因袭相对待的一个概念。创新就是超越。它有很多表现形式。比如，无中生有。即规划区域历史上没有任何底蕴的，如深圳锦绣中华为代表的主题公园开发。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方式就是借题发挥。如无锡的灵山胜境。创新最大的特点就是前无古人。也就是说，无论无中生有也好，有因有创也好，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要搞出了前人没有的新东西。编制旅游规划，国家有标准。在格式上或者说在形式上不可能另搞一套。因为行业内部必须遵守共同的行规。甲方也会了解国标文件。但按照国标文件做，一个要素不落下的规划，未必是好规划，或者说未必是有新意的规划。但有新意的规划必须首先符合国标要求。
九、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旅游行业发展快速，但对旅游文化、旅游规划的认识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您觉得中国的旅游规划专家能够做什么？旅游规划的发展方向如何？
我们正在从事的旅游规划工作是前无古人的工作。因为古代中国没有旅游产业，旅游产业规划涉及地域旅游系统的旅游目标实现方式。我们认为，近30年的旅游规划过分偏重旅游的经济属性，而对旅游的文化属性则未予重视。由于行业发展太快，市场需求过旺，规划工作者几乎没有时间去仔细研究，反复推敲，就被甲方政府领导催促评审了。这样粗放式的旅游开发背景下不可能产生多少精品规划，也不可能产生太多的精品景区。
我觉得，在规划领域，国家主管机构应该有制度制约各级地方领导，应该有比较科学严谨的竞标规范。一方面规范地方领导的权利使用。另一方面也为旅游规划界公平竞争寻求制度保证。要把旅游规划重视文化特色提炼的问题真正落到实处，有必要在相关规范中以指标的形式提出，比如说可以把地方文化特色是否在旅游产品中得到具体的体现作为一项重要的指标。就像旅游规划、建设规划环保问题是否体现可以一票否决那样，如此，规划从业人员势必重视此项工作。这即是所谓导向的力量。
国家明确提出“十二五”的战略是精细化、集约型发展，也就是说要超越前面三十年的粗放式开发。没有导向，没有制度。这种战略调整就很难落到实处。
作为旅游规划专家，我认为，经过30年的岁月洗礼。旅游规划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太专业到相当专业。这种进步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下一阶段大家应该普遍关心的是旅游规划的文化创新问题，关心旅游规划的品质提升，关心旅游规划的实施经营，是必然的选择。顺变说一句，现在许多地方分不清旅游策划与旅游规划的区别。明明以旅游策划的名义邀标的，到评比甲乙时就会不自觉地倾向于已经把策划做到规划深度的那些方案。这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工作没有到位。应该进行这方面的基础研究。要把两者的区别点找出来。这样对于参加竞标的人才公平。
我觉得，在今后的岁月里，旅游规划专家的精品意识肯定会上升。对景区后期规划实施建设的关注和参与也会成为必然的趋势。
十、北京一直占据着全国旅游业的龙头地位，近年来一些媒体对城市竞争力研究进行了报道，从中看出北京的位置处在上海、深圳、广州之后，您认为城市竞争力是否会对城市的旅游业产生影响？
城市竞争力是个很综合的概念，它包括经济硬实力、文化软实力所涉及的许多指标，比如从市民素质到环境条件、设施质量、管理水平。城市竞争力对城市旅游业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旅游业是一个关联度很高的涉及多种产业和社会多个部门的综合性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借力而生的产业。如果一个城市综合实力强大，第三产业必然会壮大，旅游作为现代服务业，就可好风频借力，直上青云端了。反过来也可以说，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中，旅游业的积极贡献也是十分明显的。不容忽视的。
十一、您无论在旅游规划方面还是遗产保护方面都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您总结这些经验并上升到理论，出版了很多的著作，为同行及年轻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素材并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请给我们介绍几部有代表性的著作？
《中国旅游文化传统》。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这是一本旨在对三千年中国旅游文化传统进行总结的专著。书中有中国旅游文化简史，有对中国旅游文化的若干规律性现象的总结，例如重人传统，重文传统、重视保护、重视自然等。我始终认为，在中国规划旅游产业，不研究自己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规划会显得过于单薄。
《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名胜区建设》，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这本书是国家文物局的一个科研项目的结题著作。本书主要希望在遗产保护与风景旅游建设两者之间找到结合点和生长点。在保护和开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该书首次打通中西古今，全方位地研究该问题。
《中国旅游名胜诗话》，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出版。这套书共八本，属于普及中国旅游文化的图书。它以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的游览线路为经，以沿线各景点历史掌故诗词鉴赏为纬。可为爱好旅游文化者之助。
《中国历代名匠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该书是一本系统研究自黄帝以来直到辛亥革命历朝历代的能工巧匠的专著，其中历代建筑界的能工巧匠的研究介绍占主体。书中插有100幅古代巧匠的画像。
《中国历代名建筑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出版。该书是第一本为我国历代有重大影响的名建筑编写“身份证”的专著。
上述关于建筑遗产的两本专著同时也可以视为旅游文化遗产。因为旅游名胜的信息无外乎载体的信息和人的信息。这两本书一本考证建筑遗产，一本研究建筑师遗产。
1999年至今10余年来，为了改变江苏高校没有本地版旅游专业教材的局面，我受江苏高校同仁的委托，承蒙他们厚爱，让我牵头主编了两套旅游管理本科教材。前一套由中国2000年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后一套2009年开始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其中我本人主编的有《旅游文化学》《旅游资源学》两种。后一套教材是国家十一五普通高校规划教材。
我的旅游规划研究著作还没有出版，只在《建筑与文化》杂志上做过若干整理和初步总结。因为我还在积累研究案例。我希望用自己的案例说话。所以并不忙着出书。
十二、您多年致力于教学的前沿，您对我国现阶段人才培养模式有什么见解？在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您认为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什么？您觉得应该如何培养旅游规划研究领域的创新型人才？
现在的人才培养模式问题有三：一是忽视中华文化经典的教育。也就是说，忽视在我国有着悠久传统的圣贤教育的传统。国民教育缺少民族文化的“根”的感觉。连带出现的问题就是重利轻义，重欲轻理。崇拜金钱，崇拜物欲。党政干部贪赃枉法，社会不公平，这些问题其实都与国民教育缺失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有莫大关系。二是学科分科太细。不利于人才的综合素质养成。比如说上个世纪前半期的学者搞理工科的懂文科，从事文科的也懂自然科学的，不在少数。但现在要找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这样的人才，就难得一见了。以旅游规划人才论，一个团队七八个人，综合素养好的能有一个就很好了。三是定位不清，目标不明。比如，高等和中等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的目标定位当然应该是培养技能型的人才。而重点高校旅游专业则应该定位在培养战略管理型人才上。结果我们现在很多学校是乱的。重点高校为了学生就业，千方百计去学技能性的东西；而职技学院为了提高地位，又千方百计地想升本科，因此轻视技能教育。其实，无论重点高校还是职技学院，基础教育都是必须的。实践能力都是必须的。不同的是各自的基础性学习和实践性环节内涵不一样而已。并不是说职技学院不需要理论素养，重点高校不需要实践能力培养。
当然，从高处看，学科分科太细是晚清以来学习外国的一个重大失误。因为中华民族的教育向来重视整体教育，全息教育。而绝不是西方那种把整片森林分割为一棵棵树木的搞法。西方社会有宗教支撑其精神。中国文化是没有宗教的文化。如果一定要跟西方比较，我们的宗教就是祖宗宗教，就是圣贤教育。忽视了这一点，将后患无穷。
一个团队最重要的当然是领头人。这个人的人品学识和把握全局的能力以及人格魅力必须得到团队绝大多数成员心悦诚服地认同。这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团队负责人只顾自己，不顾大家。处事不公，损公肥私。那是很难把团队带好的。
其次是价值观要大致统一。要有一种共同的理念。比如一个以做文化主题规划见长的专家团队，不要求每个人都对文化很精通，但他们都必须认同这种偏好。因为天下太大，同行如林。要使自己团队的市场形象清晰，自己的定位必须清晰。光定位清晰还不够，还必须坚持。要打造一个有影响力的品牌，坚持就是最好的战略。朝秦暮楚，朝三暮四，是很难成就品牌的。如果团队的一致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因为其他原因，那很难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比如一个专门做农业旅游项目的团队，手下人大多不喜欢这个行当。而领头人又不能有效地影响大家，培养大家的兴趣，提升大家的能力，则这个团队就很难有效运转。
旅游规划领域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我觉得应该从本科开始抓起。像现在这样的课程设置，很难培养出科班出身的旅游规划创新型人才。因为我们的课程设置把学生自己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的权利压缩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学生为了学分，必须按照既定的教育计划，从政治课到专业基础课再到专业课一步步走过来。学生很少有自己选择读书和研究问题的时间，只能被动的听课做笔记，复习考试。这种陈旧的教育模式不改变，势必严重影响我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的提升。
解决办法，可在旅游专业院系采取导师负责制。从本科阶段低年级开始，发现综合素质好地就由将其列入培养计划，由专门的导师指导，培养提升其广泛阅读的兴趣以及求异思维和全局观念。一个优秀的旅游规划人才，大致需要10年培养。其中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各自应该有不同的培养侧重点，但一个旅游规划领域的创新型人才毫无问题的是必须紧紧围绕博览群书、求异思维和全局观念三个方面努力。因为对规划人才而言，广阔的知识面是规划创新的信息基础。求异思维是规划创新的思维基础，而全局观念是规划创新的方法论基础。还有一点就是实践环节，旅游规划人才的培养当然不能缺少实践环节。但实践环节应注意两点，一是要让其有统筹全局的机会。二是要促使其养成比较分析的习惯。
住建部专家刘红纯来信谈《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区建设》
喻学才
2011-9-1
喻老师您好：
学习了您的大作《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名胜区建设》，感触颇深，尤其是文中关于风景名胜区管理方面的研究见解，我觉得都是很到位的。以下是学习之余写下的一些自己的感想，请老师指正。
我想，不论是文化遗产，还是风景名胜区，我想我们缺少的往往是基础性研究。我们的研究工作如同许多地方的风景名胜区工作一样，讲究大干快上，急于追赶西方国家的研究水平，而忽视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特性，导致一些基本的问题长期得不到研究重视。比如，风景名胜区或文化遗产内存在大量的原住民，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是我国特有的国情，笼统的搞搬迁安置和社区参与并不是一剂解决保护和旅游发展的灵丹妙药（如牧区就很难解决）。该著作对我国文化遗产类资源做了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爬梳、整理、分析，也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观点，我想作为教科书或是研究著作，都是很有裨益的。
1、关于文化遗产和风景名胜区
文化遗产与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有共性，都是特殊的、珍贵的不可移动资产，表现出来的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也有相似之处。很多文化遗产同时也是风景名胜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接触较多的文化景观（根据《公约操作指南》的定义，文化景观是“自然与人类联合创造的工程”），与我国风景名胜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最集中的区域）的特征最为类似，也是很“具有中国国情”的。目前我国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三处文化景观（庐山、五台山、杭州西湖），同时也都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还有为数众多的风景名胜区，我想都可以归为文化景观的类别。因此，研究文化遗产特别是文化景观和风景名胜区具有共通性，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我想这似乎也可以作为一个文化景观的一个研究方向，供参考）。
2、关于管理体制
文中提到了解决目前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改革体制，实现三权分立。实际上，最核心的问题仍然在管理权的归属上，这也是我国风景名胜区制度同国外以美国为主的国家公园的最大区别（当然，日本、德国部分国家公园也有类似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体制）。我国风景名胜区制度可以说始于百废待兴之时（1980年筹措阶段，1982年第一批公布），当时国家无力管理，又没有补助资金，各部门基本都当成了一个没味的馍馍，因此制定了国家城建总局负责主要监管、地方政府负责主要管理事务的制度。如今，许多学者对效仿国外国家公园管理制度、由中央直管风景名胜区或文化遗产（成立专门部门）的呼声甚高。我个人认为，我国的风景名胜区未来应当走这种趋势，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全面达到经济发展的冷静期，现有体制已实行近30年，除中央各部门的职能调整（我认为这一点可能还是次要矛盾）外，釜底抽薪式的改革涉及到中央资金投入、地方政府历史和现有利益补偿、资源重新分配、土地权属和行政关系调整、旅游开发主体等多重关系，牵一发动全身，需要有通盘、统筹的考虑和较为明确的计划、改革方式，可以先期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3、关于开发商
开发商的问题本来不能作为一个基本问题，但却是旅游开发问题的两个重要矛盾之一，另外一个是政府管理者的长官意志，两者常常相互依存。在产权讨论一节中，对开发商利益诉求的问题建议稍稍深入展开。在经济浪潮仍然不断席卷国家各个行业的趋势下，开发商也不是一味的洪水猛兽，至少国家很多主管部门这样认为。在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很多风景名胜区管理者叹息，认为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政府部门斗不过开发商，这是领导干部考察只认gdp甚至不认gdp组成的一个结果。解决这个矛盾，近期只有通过法律法规和保护监管制度的健全（压力较大，且只能解决建设用地控制的短期问题），远期还应当着眼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些学者专家也认为，既然都是管理，开发商自己投钱了，关系到了切身利益，为什么还会不顾持续发展做杀鸡取卵式的开发？其实，一是许多开发商确实会为尽早攫取丰厚的利益回报而不惜破坏不可再生的资源，开发商不会愿意承担而且也不能承担毁坏资源的责任；二是将国家资源的保护责任寄托在私人或小团体的道德自律上，具有很大的风险；三是目前有关法律法规和法定规划的执行困难重重，因此将重要项目（如门票、土地等）的经营权管理前置审批是非常有必要的。
4、关于其他问题
有关文化遗产与风景名胜区管理工作和理论实践研究需要加强的，我想还有其他几个方面，包括科普教育、能力建设、讲解展示、社会服务与保护宣传。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以后有时间再跟您探讨。
另外，《三元草堂诗词联抄》我已认真拜读，虽然我不太懂诗，但对其中《短歌行•五十初度》、《答李常生博士》、《自题祖居旁小溪》、《靖节祠》、《大年初一过五风楼》、《腰仔寨观天然壁画》、《重游玉泉寺》、《初游神仙寺》等作品非常喜欢，很有意境，希望喻老师还有更多好作品问世。
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此致
敬礼！
学生：刘红纯
2011-8-25
文化休闲苏州论坛学术研讨总结
喻学才
2011年5月7日
“文化休闲苏州论坛暨长三角休闲发展学术联盟第三次会议”在苏州市旅游局、吴江市政府和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旅游系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地于2011年5月5日——7日在吴江东恒盛国际大酒店举办。现在到了学术总结的阶段。受大会主办单位委托，让我代表大家做个学术总结。由于掌握的资料不够全面，以及个人水平的局限，总结未必能准确反映实际情形。如有疏漏，还望各位见谅。
这次苏州休闲论坛，是长三角休闲发展联盟成立以来第三次学术会议。到会代表近60余人。代表分别来自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广东六省各高等院校以及政府机关。
从战略层面看，本次会议是为落实联盟盟主庞学铨主任所确定的长三角休闲发展学术联盟的六大任务而召开的。这六大任务是：1，举办休闲发展学术研讨，共同推进休闲理论研究、,2，研讨长三角地区休闲发展经验，推介休闲发展优势城市、地区、企业和产业,3，培养、培训长三角及其他地区休闲发展所需人才,4，为长三角地区旅游休闲管理部门提供调研和决策咨询,5，与长三角地区休闲旅游业界建立联系与合作,6，促进休闲理念与生活方式的传播与推广等六大战略任务而策划的。
本次会议在切入社会、切入生活、切入产业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尝试。庞学铨教授所提出的把休闲学研究扩大到旅游研究之外，加强和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将休闲理论研究和应用发展结合等指导思想得到与会专家的普遍认同。
从本次会议主题看，这次会议集中研究了文化休闲问题。
我觉得，本次会议就研究内容而言有以下三大特点：
第一，本次会议的最大热点是对旅游标准化规划和休闲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展开了研究。本次会议的东道主苏州大学魏向东教授做了题为《基于FEA视角的旅游标准化体系研究》的报告。该报告引进美国联邦跨企业标准化管理规划的经验，根据中国省市级的实际情况，探索了苏州这样的旅游城市如何编制旅游标准化规划的问题。可以预期，本课题将在著名旅游城市这个层面旅游标准化规划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南京师范大学黄震方教授在国内率先对休闲资源进行了分类和评价。他的研究借鉴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和评价的国家标准，和国标文件比较，他的研究充分考虑了休闲资源的特性，充分考虑了市场因素。在资源形态上，他更多的关注综合性休闲资源。纠正了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国标文件过分关注旅游资源单体的毛病。南京财经大学万绪才教授赞同黄教授对休闲资源的分类和评价，特别首肯黄教授纠正国标文件的缺失的贡献。同时，他还从基本概念的厘定角度发表了自己对休闲、休闲活动、休闲资源、休闲城市等概念的看法。他提出的不能只从旅游者的角度看休闲城市，还应关注当地人的休闲需求的观点，很得大家认同。庞学铨教授认为休闲城市应该突出城市趣味，城市风尚。一座城市，市民的生活态度和倾向。市民的生活方式与趣味，是城市个性和特征之所在，应予高度重视。他认为，不同的城市资源，具有不同的吸引力。因此，应该结合市场需求来挖掘城市休闲遗产，打造休闲城市品牌。例如以杭州为例，作为休闲城市，她的内涵很丰富，但我们可以针对泰国市场推销宗教文化休闲产品。华东师范大学庄志民教授在发言中以上海世博会首尔案例为例，着重解析了政府在当代城市文化休闲系统中的角色和作用。他认为，城市文化休闲系统主要包括供给系统、需求系统、管理系统和支持系统。政府在城市文化休闲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最重要的城市文化休闲管理方，是供给方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充当着支持方的角色。还规范着需求方的行为。苏州博物馆的沈建东研究员以古城苏州为例，讨论了文化传承与城市休闲文化建设的关系。其所提出的必须以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为契机，坚持传承保护与开拓创新的统一，遗产呵护与建设的统一，文化多样性保护与知名品牌打造的统一。此三统一的观点实为古代遗产型休闲城市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华东师范大学楼嘉军教授在会上专门介绍了他研究的休闲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是种子去年上海会议所提交讨论的城市休闲评价指标体系方案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课题组选取了三十六个城市进行数据采集，以休闲基础、休闲相关产业、休闲消费、休闲特色为一级指标。采用柯布赖斯函数建构模型。课题组研究发现休闲城市间的差异主要差在休闲相关产业和休闲特色这两个指标上。在休闲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宁波市旅游局苏少敏副局长介绍了宁波市旅游局和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合作研制的休闲基地的评价标准。他在介绍该评价标准时，还特别比较了休闲旅游基地和观光旅游目的地的三大区别。这个休闲基地的评价指标体系充分考虑了休闲地的特质，从宏观战略到微观层面精心设计了各相关指标，从休闲产品、休闲服务、休闲管理和休闲环境四个方面指明了休闲基地建设的途径。
第二，和历次休闲研讨会比较，本次会议对传统休闲文化遗产的重视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浙江大学潘立勇教授将休闲的地位由洗头洗脚提升到养身养心的高度，将休闲学称之为顶天立地的学问，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的休闲本体论、休闲工夫论和休闲境界论这休闲三论为休闲理论画出了比较清晰的轮廓。南京大学张捷教授以吴江为例，通过对尘封在古代文献中的吴江古诗词遗产进行量化研究，提出了诗词遗产可视化和新增景点诗词化的战略建议，为吴江市今后进一步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激活尘封的诗词遗产，提升现代旅游景点的文化品位做了破题文章。东南大学的喻学才教授从八景与休闲的关系角度探讨了古老的八景文化遗产中蕴含的休闲学元素。他认为遍布全国城乡的某某八景从源头看应该是古老的祀典制度的变种，是近游传统的产物，是古代也是我们今天开展休闲活动的重要载体。建设现代的休闲文化，应该继承和创新八景文化。徐州师范大学孙天胜教授就现代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与传统休闲文化价值的冲突问题 以及现代人的主体价值观迷失展开论述，最后他发出呼吁：希望更多的学者来关注传统的休闲文明，希望更多的人能诗意地栖居在这个星球上 。
第三 ，本次会议已经开始了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研究文化休闲问题。南昌大学黄细嘉教授以南昌为例，探讨了休闲场所建设与旅游产业转型的问题。因为休闲产业发展的前提是休闲场所的建设。他对休闲场所的概念，特征，类型以及如何引导一般场所向休闲场所转型都做了探索。上海市宋江区商务和旅游委员会李萌在题为《论文化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中认为，旅游业和其他产业的本质区别在于旅游业是文化性产业。它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互动发展、协同发展的内在联系。他认为，目前长三角地区旅游业虽然已经居全国首位，但旅游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之间还只是浅层次、某环节的结合，今后需要从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措施等方面来充分我能展现文化创意产业的特征。
从中外比较角度来研究文化休闲问题，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特点。浙江大学的周丽君教授以深度休闲理论为指导，通过千份问卷调查，比较研究了美国北爱荷华大学和中国浙江大学大学生的休闲差异。揭示了现阶段中国大学生的休闲偏重室内，而美国大学生偏于户外的以及互联网时代中国大学生主要因条件所限而不能广泛开展户外休闲但并非不喜欢户外休闲等结论。上海大学的郑怡清和上海师范大学的朱立新两位教授专门研究了在沪外籍人士的休闲行为。通过实证研究和数据分析，揭示了外籍人士的休闲行为现状及特征。为我国外籍人士的休闲活动和管理提供了依据。
除了以上三大热点外，与会专家中还有不少文章研究休闲产品的打造。如吴媛媛的《论无锡市非物质遗产的市民文化休闲开发》实际上就是研究如何对无锡市现有的非物质遗产资源按照休闲需要进行产品开发。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任鸣认为休闲是一种消遣文化而不是一种消费文化。他在发言中探讨了传统体育项目的休闲价值发掘问题。他认为传统体育项目因其自身的娱乐性而必然具有休闲的特征，他因此提出要以现代人观念来改造传统体育项目，将传统体育活动融入到现代休闲活动中。苏州大学孙剑冰副教授以岁时节日中清代私家园林的情景研究为题，通过排比文献中私家园林岁时游赏的诗文记录，揭示了作为生活场所同时也是休闲场所的私家园林的三个特点：1，公共性和半公共性。2，通过各种娱乐活动的开展将园林空间整合到主人打的日常生活之中。3，既追求视觉享受，也注重实质性的空间舒适。曹林娣的文章也是从江南园林休闲产品打造着眼的。梁明珠和云晓的文章专门探讨了沙湾古镇这个广东音乐的发祥地的休闲品牌打造问题。上海海事大学程爵浩通过滨水旅游休闲与城市再生的国际经验的研究，为我国城市滨水区域休闲空间建设提供借鉴。同济大学吴承照教授就大城市郊区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发表了自己的简介。苏州大学黄泰在发言中以古城苏州为例，探讨了转型期中国城乡文化休闲空间的优化布局问题。他认为古城区的空间优化应和新城区的金鸡湖和苏州乐园打造联动。苏州科技学院雍正华做了旅游休闲产业与景区规划设计的发言。他提出的四大注意即注重设计结合自然、注重设计结合文化、注重设计的独一无二，注重设计的细节的见解对于休闲场所规划设计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苏州科技学院单鹏飞教授以苏州乐园为例，研究了主题乐园的兴衰与城市休闲空间的营造的嬗变关系。
本次会议规模虽然不大，却是一次学术盛会。会议气氛热烈，交流充分，成效显著。本次会议主要由政府官员，高校学者构成。以高校学者专家为主。学术探讨是其主要特色。
总起来看，本次会议将会因为选择了的最具幸福感的吴江作为开会地点，将会因为研究了休闲地评价指标体系、休闲基地评价指标体系，将因重视了中国古代休闲文化遗产的解读与利用，以及对休闲载体规划建设的研讨等问题而被载入史册。
借此机会，我想代表与会专家对为本次会议提供方便的苏州市旅游局、吴江市旅游局，对为本次会议付出大量心血和辛劳的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旅游系的师生，特别是向具体接待的研究生同学表示感谢。
2011-5-7于苏州吴江市东恒盛国际大酒店
向孙玉平编导推荐拍摄水浒传版本专家马幼垣教授
2008-05-27
孙玉平先生:
您好!
看了您的108集《八百年水浒》征稿启事和拍摄大纲.感觉很好.很大气,很原创!
这里给您推荐一位美籍汉学家,他叫马幼垣，广东番禺人，1940年生于香港。香港大学文学士，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执教26年。1996年退休后在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新竹),香港大学,香港岭南大学任客座教授.他关于水浒研究的著作有四种.即《水浒论衡》（1992），《水浒二论》（2005），《水浒人物之最》（2003），《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这个学者研究水浒最大的特色是占有各种版本的水浒传，在全世界独一无二。为了研究水浒，他走遍了世界各地大图书馆。几乎所有的水浒书他都拥有，或者买原书，或者数码照相，或者复印。总之，这个学者是以占有资料全面和考据研究为特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武汉开会时曾经见过一面，听过他介绍自己全球访书做学问研究水浒的报告。所以印象深刻。
喻学才
2008年5月27日晨
城乡区别今何在？
喻学才
2017年4月17日
著名画家吴冠中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写到一个细节，他出身于宜兴农家。他跟父亲赶集，父亲节俭到连一泡尿也要憋到回家，撒在自家的土地上才舒心。类似的细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也曾写到过。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是他们希望之所在。他们要种菜，种庄稼，在在需要肥料。他们要养猪养马养牛，在在需要空间。他们要种菜，需要独用的厕所。而这些功能性要求，在城镇里常见的多层或高层住宅楼里是无法实现的。
我们的规划师建筑师，其实大多数上溯三代，都是乡村人。跟乡村的血缘联系可以说至今还没有剪断。我们做新农村规划，新农村建筑时怎么就不肯为老乡们想想，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日常的需要呢？为什么总是图省事，把城镇小区规划和城镇小区建筑照搬过去？既难看，又不适用。老百姓嘲笑说，举头看城镇，镇镇像乡村；低头看乡村，村村像城镇。中国五千年的遗产，乡村保存的占大半。我们把乡村当城镇建设，岂非大谬？
城市的发展是因为商业或政治军事等目的而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是大，集中。而乡村是聚落。许多村落是聚族而居发展起来的，它是老百姓为了更好的生存而逐步完善发展起来的。乡村的特点是小而分散。城市有城市的规划哲学，乡村有乡村的规划逻辑。两者具有质的区别。撤村并组，适当合并。方便生活，便于管理，无可厚非。但在重新规划新的乡村聚落时，一定要有人文情怀，要考虑居住对象的实际需要。不能简单地以为农民都会喜欢城镇的高楼大厦。只须照抄照搬就会大受欢迎。
谁都知道，我们国家存在城乡差别，而且很严重。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许多边远的山区乡村都在消失，因为原居民选择或快或慢地向附近的中小城市移动，而中小城市的居民却选择向大都市移动。这是总的趋势。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国家的新农村建设。因为还有很多在交通要道附近，或者在城市周边。或者因为历史久远，或者因为规划周密。这些村落还需要保存。在保存保护的基础上还要满足乡民日常的居住生活功能的需要。
今天单说新农村建设的遗憾。遗憾者何？一言以蔽之，新农村规划像城镇小区规划，新农村建筑像城镇小区建筑。导致乡村特色的丧失。
1949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强调缩小三大差别。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城乡差别。城乡差别中最大的差别当然是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的公民身份差别。快70年了，虽然全国有数以亿计的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有的已经在城市生存下来了。但总的看来，我们的国家对农民工还是没有完全做到不歧视。也就是说，城乡国民的地位还没有完全平等。至少在一部分人心目中是这样。
其实，城乡差别的缩小也要看对象，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让乡村向城市看齐就对。因为城市和乡村是两个不同质的东西。《伊索寓言》里就有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的故事。寓意当然很明显，乡下老鼠不熟悉城市的格局，难免笨头笨脑，不适应这个环境。相反，如果让城里老鼠到乡下去，它也未必能很快适应。因为环境不同。《红楼梦》里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一章，金钗们都拿老太太的乡下人言行开涮。其实，这种不适应很正常。如果让林黛玉、凤姐去乡下种田，也一定会被乡民笑掉大牙。
粗略看来，乡村有很多方面和城市不同。比如：所处环境不同。人口规模不同。人际交往的半径不同。民风民俗不同。居家方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
城里人集中居住在高楼大厦里。电梯进电梯出。乡村人分散居住，房子大多平房，楼房最多四层。一家一户，独立居住。
城里人工作在各自的单位里，靠私家车，公共交通连接住宅和工作单位。乡村人工作在自己的土地上或小企业里，步行或电摩连接住宅地和劳动地点。
城里人的劳动工具在单位里，所需副食品蔬菜等直接到超市或农贸市场购买。而乡村人劳动后工具要带回家，如需要用牛马等牲畜，还需要自己圈养。所需蔬菜要自己在菜地里种植。需要肥料。日常住家需要养鸡养鸭养猪等等。这些不同，作为规划建筑人员，都应给予足够的尊重。
即使单从保留乡村文化特色的角度看， 我们的乡村规划也要慎重。大凡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村落。一定有他的规划。有的是自觉的规划，有的是不自觉的规划。因为大家都有趋吉避凶的诉求。大家的选择，比如门朝哪开，树向哪栽。为什么需要一个土地庙，为什么需要一个宗祠。宗祠为何放在那里，不放在这里。村落的家族墓地为什么放在某个地方。这都是数百年传承下来的，有他的宗族文化逻辑，有乡村规划的逻辑。我们不要还根本没有任何研究，就大刀阔斧地随意改变。在这些古老的村落面前，我们规划师建筑师真的连小学生都算不上。
缩小城乡差别，指的是缩小城市公民和乡村农民的国民地位的差别。缩小城市市民和乡村农民在享受现代文化和科技方面的差别。缩小城市市民和乡村农民在分享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方面的差别。而不是缩小城市规划和乡村规划的差别，缩小城市建筑和乡村建筑的差别。缩小城市市民和乡村农公民劳作方式和居住模式的差别。有些差别是很难缩小的。因为物之不齐，是铁定的。十个指头尚且有长短之别。一娘养九子，九子九个样。如何能简单化地缩小城乡差别，粗暴地用城市模式去改造乡村？
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即以城市规划和乡村规划而言，就应该追求百花齐放，千姿百态。那才有个性，那才是美。就建筑而言，也是这样。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固然，中国的城市，中国的乡村，都是在中国土地上的，应该都有中国的特色。这是大同。但具体到每一个城市乡村，又有各自的不同，这是小异。因为每个城市，每个乡镇，每个村落，像每个人一样，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有自己的个性。我们的规划师建筑师，需要花气力找出这个个性。或加培植，或加强调。目的都是突出个性，而不是消弭其特色，泯灭其个性。
（此文曾于2016年刊发于《建筑与文化》杂志）
当代建筑也应“物勒工名”
喻学才
2017年4月15日
我们每发表一篇文章，出一本书，画一幅画，都要写上作者的姓名。因为这是个人的创造。是知识产权。必须尊重和保护。其实这种做法在古代工匠创造器物时就已经是这样做的。古人管这叫“物勒工名”。
我们看出土的周代青铜器，发现每一器物都有铭文，一方面是记载器物主人跟器物的关系，另一方面主要是铭刻工匠的名字。这是中国古代造物文化的一个传统，即工匠勒名于器物之上的传统。这样便于进行质量管理。也是对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一种具体认同，是对智者造物知识产权的一种保护和尊重。
物勒工名的做法最早见于《礼记 ．月令篇》。原文为：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比行其罪，以穷其情”。这段话包含着一个历史上工匠考核和管理的习惯做法，即：国家于每年十月份对全国各地手工业产品进行质量抽验。同时，还对各地制造工业产品用的衡器、容器等统一进行年审，合格者才能使用。在对产品质量年审时，一个重要的做法是，在产品上刻上生产者的姓名，以防止以次充好和仿冒行为，一旦产品质量出了问题，就能追查责任者，而且要严厉惩处。
这一传统在秦、汉建立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之后一直得到延续，并取得了很好的监督工程质量的作用。秦汉时期的质量管理较之周代的物勒工名的做法更进一步。一般是在制作的器物和工程实体上刻上制作日期、生产机构、官员名字、工匠名字和数量，以及器物和工程编号等，这种物勒工名能体现几个实体：一是生产机构 (工官)，二是工官官员（相当于今天的承建者或法人）、生产工匠等的责任。后来，勒名形式又扩大到生产机构、主造官员、监造官员、生产工匠。等等。
物勒工名的传统，到了唐代，则被写进国家法律之中。在《唐律疏议》中明文照录礼记月令篇中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这段话。
此一传统几乎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虽然当局关注的主要是质量问题。但审美的追求也是必然的伴随物。
物勒功名的传统在建筑上也一直存在。在古代，每有兴造，都有文字记录。建筑材料如砖块木构，也会烙下责任单位责任人的信息。不仅又工程档案，建筑落成后还会刻碑记事。历史上，工程档案遗失，而靠当时留下的建筑兴造记碑刻，我们同样可以得到很多当年的诸如建筑工匠，主持官员、赞助经费者等历史信息。
建筑兴造记就是物勒工名这一古代工匠工程质量管理传统的具体表现。如孔子所修《春秋》对于兴造大事必书。例如建造城池。改造钱库，装修宫殿。此后历代帝王兴造，最先书于本朝皇帝的实录，后世修史，取材于实录，将这些重要兴造档案分别写入当朝皇帝的本纪，主持大臣的传记以及工程负责人的传记。这是在朝的建筑兴造。至于在野的建造，无论是宗教建筑，还是学宫建筑，或者是园林书院，凡建造、修复等工程结束必请能文之士撰文刻碑，企垂永远。如谢灵运的《山居赋》，樊宗师的《绛守居园池记》，韩退之《汴州东西水门记》、白居易的《庐山草堂记》，宋代蔡襄的《洛阳桥记》，明郑元勋《影园自记》清代王我师的《重修洪塔桥记》，袁枚的《随园六记》，等等。这类碑文中大多有关于该建筑或园林规划的说明，经费筹措的过程，主持其事者的姓名。本人独撰的《中国历代名匠志》和主撰的《中国历代名建筑志》两书，其中工匠和建筑物的大量信息来源就是出自正史帝王本纪和将作大匠的传记，主持其事的工部大员的传记以及民间公私文献中的建筑兴造记，如地方志、佛寺志、宫观志、名山志，家乘族谱等所保存者，还有一部分就是在名建筑当地搜集到的记事碑刻。
1949年后，由于苏联党极左路线对我们党内决策层的影响。使这一延续了三千年的传统部分中断。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老的在建筑物上或建筑物前树碑立传记述设计师建筑师等详细信息的碑刻几乎没有。这个传统的中断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各地建筑接二连三出现问题，豆腐渣工程，豆腐脑工程层出不穷。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缺少必要的记载，难以具体地追责。因为我们的建筑完工后，并没有像古代中国那样，刻碑详细记述建造经过，谁负责设计，谁负责施工，谁负责筹款，谁负责监督，谁负责审查。等等。充其量只是一个笼统的规划设计单位和建造单位。如滁州醉翁亭新建的欧阳修纪念馆。虽写明东南大学建筑设计院，但具体是谁的设计等详细信息普通游客却无缘得知。建筑设计得好，是集体的荣誉；建筑出了问题，也很难具体追责。
由于遗弃了这个古老的传统，当代建筑频频出质量问题。以致中国楼房的平均寿命只有25-30年。这是因为遗弃了物勒工名的优良文化传统，无良建筑师可以不负责任。优良的建筑师也不会特别上心。因为建筑设计水平高低，质量好坏跟他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的设计有新意，它的建筑质量上乘，他也得不到表彰。相反，低劣的质量，蹩脚的设计，也没人追究。最多是知情人茶余饭后的笑谈罢了。
杜顺宝教授和朱光亚教授都是毕生从事古建筑设计的大家，但甲方真正刻碑记事的，朱教授的项目中只有绍兴沈园和安徽采石矶两处记事碑中提到他是设计师。杜教授的众多项目中则只有阅江楼一处，明确提到他这个设计师。这种现象估计在其他领域的建筑师那里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我们现在讲全民创业，万众创新，建筑师费尽心力设计一个建筑，最后连个名都不能留在他的作品上，他又何必费那个心思？因此，恢复物勒工名的优良传统，既是对建筑师创造性劳动的认同和尊重，也是对建筑师所肩负责任的一种鞭策和提醒。因为设计不好，美学上就会遭人笑话；出了质量问题，相关部门就会追究技术责任。而伟大的创造，只要建筑还在，或者只要影像还在，建筑师就可以享受这份造物的光荣。只有在建筑物上留下设计者、施工者、建造者的资料。才有可能出现创造性的、高质量的建筑。才可能出现那种既能予人实用，又能给人美感的艺术品式的建筑。
近年来有些旅游景区景点建设完工后，也有刻碑记事的。但记事全面的不多。有的请名人作赋，有的是景点简介。简介性的碑记于单位领导组织、项目内容，起迄时间，使用经费都会给予关注。唯独对规划设计人员每每忽视。比如塑造大铜佛，记事碑往往会写明南京晨光制造厂或洛阳铜像制造厂等厂商的名字。而于其他相关人员则语焉不详。不可想象，一篇文章或一幅画作完成后，不署名就发表或出书。那是一种什么情景？但建筑物完工后不知道是谁设计建造的现象却司空见惯。岂非咄咄怪事?一些介绍古桥古宅的景点说明碑，可以说明建造时间，但不肯说明是谁设计建造的。也是受时代风气影响所致。
实际上，完善的建造记应该是包括组织规划设计施工的单位，主管领导、主要规划设计人员、建筑技术人员，技术监督人员，建设工期，耗资多少，资金来源等信息。除开极少数涉密单位例外，一般民用建筑都应该恢复物勒工名的中华传统。这对于激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持久热情，对于培养制造大国、创造大国的国民之工匠精神，都是十分重要的。见物不见人，忽视建筑设计师的创造性劳动的做法，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
（此文写于2016年，曾在《建筑与文化》杂志上作为建筑评论文章刊发过）
江苏建省时间考
喻学才
2015-11-13
江苏是我国人口和经济文化大省。又是最富庶的省份之一。
江苏建省始于何时？
据《皇朝通典》卷二十五江南江苏省条云：“初为江南省。康熙元年分设安徽巡抚。六年定为江苏、安徽两省。”康熙六年为西元1667年。
《皇朝通典》卷九十二亦云江苏省和安徽省从原来的江南省一分为二，时在康熙六年。查该书系乾隆三十二年奉勅编纂而成。其时距离康熙六年已近一个世纪。编纂者的依据是什么呢？
江苏省，其前身在明朝的应天府管辖范围。“明以应天府为南京，共领府十州四。其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淮安、扬州七府，徐州一州，为今下江地。”这个范围就大体相当后来的江苏省范围。“本朝改应天府为江宁府，罢南直隶（明朝朱棣建都北京，是为直隶。南京是朱元璋所创之京师，称南直隶。）康熙六年定为江苏、安徽两省。此为江苏省。”
本人认为《皇朝通典》的编纂者们弄错误了。江苏建省时间不在康熙六年，而在乾隆四十年。理由如下：
证据一：查康熙六年以前历年实录，不见有关于江南省一分为二即分为安徽省江苏省的记载。王者治国，大事必书。建省自然属于国之大事。若果在康熙六年即已经将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史官安有不记的道理？
证据二：由陈梦雷领衔编篡于康熙朝、刻印于雍正朝的《古今图书集成》，分省汇编有关文献资料。其中没有看见江苏、安徽省的名称。只有“江南”省。其中分江南上、江南下，即习惯上所称的上江、下江之地理范围。若康熙六年已经存在江苏安徽省的建制，陈梦雷等断乎不至于昏聩到连这么大的变化都不知道的地步。
证据三：于雍正九年之冬开局江宁，属原任中允黄之隽等司其事。因旧志讨论润色，刊除踳驳，补苴隙漏。凡阅五载，至乾隆元年书成，总督宏恩及江苏巡抚顾琮、安徽巡抚赵国麟等具表上之的收入《四库全书》之通志仍名《江南通志》，即可有力证明在康熙、雍正两朝不存在将江南省一分为二即江苏省和安徽省的史实。
证据四：查乾隆朝的图书禁毁运动，自乾隆三十九年，直到乾隆五十七年。这十九年中各省督抚的上缴违禁图书的奏章称谓，明确见到安徽、江苏省字样且有明确的属于江苏安徽的总督记载的，在乾隆四十年之后。在此之前，奏折称谓一直使用“两江”名称。可知在乾隆三十九年前，安徽、江苏没有分开，而是由两江省管辖。乾隆四十年，奏折上才有安徽省字样。也是乾隆四十年，才有江苏省的字样出现在缴书的奏折上。可见，清朝初的江南省，后来有一个两江省的阶段。两江省之后，才一分为二，将两江省分为安徽省和江苏省。
可见《皇朝通典》的主纂者以及稍后的《大清一统志》的所谓康熙六年设江苏省的说法于史无据。今天的《江苏省志》沿袭《大清一统志》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可靠的说法应该是江苏建省时间在乾隆四十年即西元1775年。也就是说，从这一年开始，才正式启用“江苏”做行省名称。
（若有读者争鸣，本人十分欢迎）
周易.旅卦说
喻学才
2015-9-29
儒释道三家教主都和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释迦牟尼是早年出家游历悟道。老子是晚年出家游历，总结出书。唯独孔子“随顺世间，周游既广，及门渐多”是且游且教，迥异于另外两家。孔子“东西遨游既无好兴，有贤弟子亦足畅怀。”（明人李贽语，见《答刘宪长》，《焚书》卷一，大字本第68页）轴心时代的三位圣人中，只有孔子终生都在旅途中。无怪乎他自嘲就是一只“丧家狗”（《史记• 孔子世家》），是一位“东西南北之人”（《礼记• 檀弓上》）。老子出关之前在周朝的洛邑做柱下史，也就是国家图书馆馆长。孔子曾经拜访他，一席话之后，孔子叹为天人，将这位老师比拟为龙。但就是这位老聃，行事方式十分神秘。孔子为了做他的西周梦，培养弟子。风尘仆仆，干七十余君，推销其王道政治计划。不遇，退而整理古代文化遗产，删述六经。这好理解。释迦牟尼率领他的僧团到处游行，最后在菩提树下悟道。后来圆寂。这也好理解。唯独不可理解的是，老子为什么晚年才走上旅游的道路？并且留下了一个永恒的悬案！
尽管古代的旅游跟今天的旅游有很多不同。但最基本的要素还是很接近的。比如说，旅行在外，肚子饿了要吃饭。天黑了要找地方睡觉。身上有钱财，要担心安全。与陌生人打交道，态度要得体。所到之处，总要有人接待。旅馆饭店少不了的。给家里人寄信，邮政所一类的地方也是要的。不论古今，旅行必须有钱，有身体，有时间。有动机。
因此，在讨论中国旅游文化传统时，我们不能不涉及中国文化中的经典中的经典《周易》，不能不涉及《周易》的旅卦。
可以这么说，周易六十四卦，是古代圣贤根据无数历史经验，总结出的人生不同境遇下积极应对世界的六十四种基本范式。如乾、坤二卦是讲君子应该师法自然，像天一样自强不息，像地一样厚德载物。谦卦是关于处理人际关系的范式。屯卦是关于创业阶段所应学习的范式。旅卦实际就是一个关于人在旅途的行事范式。
旅卦由艮卦和离卦组成。下卦为艮卦，上卦为离卦。艮为山，离为火。卦象是山上发火。山上发火跟旅行有何关系？读者朋友一定会很困惑。其实，古人发明文字，卦象，都是走的就近取譬的路子。或者文字，或者意象，都是来自生活的日常观察。象形文字也就是这样发明出来的。山上发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总以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前进。只要留心观察过山火场面的人都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人拿山火来做旅卦的卦象。因为没有任何人逼迫它前进，但火势就是这样不停地朝前跑。旅行的人跟山火很是类似。没有人逼迫他或她，是他们自觉自愿地朝前走，自觉自愿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这个卦象生动地概括了旅行的本质。旅行是当事人自觉自愿的外出。内驱力就是好奇心。一点也不复杂。
卦辞：旅，小亨，旅贞吉。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凶。
卦辞，是周易中每一卦的主题概括。或者说就是该卦的内容摘要。一般都放在六爻爻辞前面。就像一篇文章的总纲一样。旅卦这个卦的要点是：旅行在外的人，由于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得不到家人和邻人的帮助，就算很能干，也只能得些小亨通。另一层意思是：出门在外，旅行者必须正道直行，谨慎处事，才能所到之处平平安安。
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包含六个部分。也可以说是六个方面，或者说是六个阶段。这六个方面，古人用“爻”（音yao）来称谓它们。顺序是从最下面往上数。两横并列的称为阴爻，一横独列的称为阳爻。阴爻统称六，阳爻统称九。根据顺序序位加以称谓。如旅卦的最下面的一个爻是阴爻，是第一个六，所以习惯称初六。第二个爻称为六二；第三个爻是阳爻。我们称其为九三，第四个爻也是阳爻，我们称它为九四。第五个爻为阴爻，我们称之为六五。最后一爻是阳爻 。习惯称其为上九。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古人如何用一些具体的场景来描摹旅行者的生活情景，构建应对范式，给旅行者提供警示和借鉴的：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旅行，是移动生活。特别在古代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旅行者必须随身携带钱币、生活用品，交通工具如车马，随行跟班如童仆。每到一地，既要解决人的吃住问题，还得解决修车喂马的问题，通关过卡的问题。所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就是对这种事事要操心的麻烦生活的写照。“琐琐”，是说旅行乃一个人独立地在外地生活。麻烦事特多。事无巨细，都要靠自己考虑和解决。“斯其所取灾”。意思是这是旅行者自讨的。为什么说是灾呢？因为出门在外，随时随地都可能遭遇灾祸。比如住在逆旅（即今之旅馆酒店），有可能遭遇强盗或小偷,因为你身上有钱财。行走在旷野，有时会遭遇虎豹豺狼。有时还会出现童仆卷款而逃，驴马突然生病、前方正遇战事等灾患。这一切都不是别人逼迫你干的，而是你——旅行者自己主动找到的。如果不出门，就不会碰到这一堆麻烦。
这一段就是对旅游的本质作个定论：旅游的麻烦都是自找的。都是好奇心惹的祸。也就是我们今天旅游心理学中所讲的旅游动机。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这句爻辞讲的是刚刚出门住在旅店里的旅行者感觉很满足，因为走累了，就有旅馆居住。次，是住所的意思，古人写诗，说自己旅游到了某地下榻某地，常常用旅次这个词。如孟郊就有一首《旅次湘水有怀灵均》。就是写他旅行经过湘江想起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资，是资斧的简称。即资金，盘缠。这个旅行者现在有地方住宿了。身上又带了不菲的盘缠。还买了个人品不错看着很顺眼做事很称心的的童仆随身侍侯自己。这是旅游的顺境。但出门在外，不可能天天顺遂。有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让你猝不及防。比如：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突然发火，把下榻的旅馆给烧光了。那个称心乖觉的小童仆也给烧死了。童仆的帮助没了。一切又得自己来。推原其故，这是因为旅行者为人太强悍了，做事太霸道了。结果得罪了人，别人趁他不提防，放火烧了他的住处。也烧死了他的跟班。现在他又成了孤家寡人。这叫咎由自取。这个爻等于提醒旅行者出门在外，应该低调行事比较靠谱，过于张扬，往往自取其辱。
以上两爻，分别说了旅游会遭遇的两种境况：顺境和逆境。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处，即处所，也就是逆旅一类居住的场所。按照常理，一个旅人，在住处被烧毁仆人被烧死精神很沮丧的时候，又找到了新的住处，并且又补充了盘缠。心情应该快活才是。但那个旅人却“我心不快”。这是为什么呢?正确的解释只能是那个旅人不知足.。旅者，乃人群中的过客。一个过客却既要利益如资斧，又想要地位名声。此乃旅行者之大忌。因为旅行者最重要的是不妄动。因为你处在客位，处于弱势。若与当地人争名夺利，那是很危险的。九四以阳刚之质居阴柔之位。本来不易惹人嫉恨。但他内心不快，弄得不好很容易引出招人嫉恨的行动来。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这个旅行者虽然能力很强。对于自己没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心里不平，但他很明智，知道自己在客位，强龙斗不过地头蛇。所以隐忍下来。这情形就像射杀野鸡一样。旅行者虽然很想射下那只五彩斑斓的野鸡，但他只有一支箭。射出的那一箭，偏偏又差那么一点点。单那刚刚露出的一手，仍然让他享有美誉。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凶。”这位旅行者是聪明的。他没有不顾一切地去和本地人一争高低。因而没有什么麻烦。但这位旅行者后来还是耐不住寂寞，和在一起的旅客们相处期间过于张扬，占据了高位，自己志得意满，大概得罪了同为旅客的某人，因此最后还是落得个嚎啕大哭，一无所有的下场。“先笑”，是说这个旅行者占据高位时的喜悦心情。“后嚎啕”，是说那位旅行者被人算计，所住旅馆再次被烧毁。他再次变得一无所有时的痛苦心情。“丧牛于易，凶。”这个案例，顾颉刚先生认为是借商朝王亥在易地方做贩牛生意，因钱多而张狂，和有夫之妇淫乱而被当地人杀害的故事，用于警醒世人出门在外不可为非作歹(详见《周易卦爻辞的故事》，《燕京大学学报》第六期》)。这种解释符合古人以事取譬的表达习惯，且跟全卦主旨、各爻爻辞的内涵相合。
唐人沈既济《枕中记》中那个落第秀才卢生因为借得吕洞宾的枕头睡觉，一顿饭的功夫便体验了人生的由贫穷困厄到富贵荣华的四十多年的全过程。因而明白了人生如梦、富贵如烟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生本来就是一次大旅游。是一次生命的体验之旅。贫贱也好，富贵也好。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都属于体验的内容，也可以说是旅的内容。若然，则旅卦的用处就大啦。狭义地讲，旅卦只是人在旅途所应注意的指导意见。广义地看，旅卦是所有人生命旅途中的行动指南。从这个意义上看旅卦，就会觉得它实际上就是在讲人生哲学。
( 2015年9月27日上午，参加江苏省周易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归来作；2015年9月29日晨修订于青岛黄海饭店2016房，其时参加国家旅游局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工作汇报会)
“修辞立其诚”——一个必须坚守的原则
喻学才
2012年2月26日
“ 修辞立其诚”是《周易》中的一句话。它的核心价值和永恒价值在于揭示了说话和写文章必须真实的意义。
在我国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中，“修辞”就是立言。包括口头说话和著书立说两大方面。
立言，简单地说，就是通过自己的言论或著述体现自己的社会存在价值。“立”字用的非常科学。因为并不是所有人说过的话都会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也不是所有人写的文章都经得起时间检验。只有那些能被世人奉为金科玉律的言论，只有那些被世人公认为经典的著述，才配称立言。因为它们真实，立得住，经受得起岁月的淘洗。
古往今来，特别是宋代以后的历代社会，因为印刷术的进步和普及，留下来的文字信息汗牛充栋。古人形容南、北方民风不同时有句话说，人有了钱，干什么？“北人讨小，南人刻稿。”因为印刷业的发达，只要有钱，出版著作并无困难。书商就是应刻书需要而滋生的行业。尽管历史上留下的著作不少，但真正不受时空限制的不朽名作，毕竟是百不有一。大量的文字信息躺在档案馆、图书馆睡觉，罕人问津。何以故？当然是因为那些过时的文字信息利用价值不大。也许有人会说，随着电子技术的应用和信息储存技术的进步，任何人的著作文章都可能传诸后世。这话不假。但那只是保存到后世，利用频率上跟那些具有不朽价值的经典相比，会有天壤之别。真正为后世读者所反复光顾的还是经过岁月积淀的少数人物的少数著作。时间是一只无情的筛子。它会筛掉那些不应该存在的没有价值的文字信息。这与技术的进步没有多少关系。
怎样才能使所立之言具有价值呢？
要搞清这个问题，需要对孔子在周易系传中所提出的“修辞立其诚”这个立言原则做些研究。
在修辞立其诚这个原则中，我个人认为“诚”字有三重含义：一曰言有信。二曰言有义。三曰言有道 。
何谓言有信？就是所写来的书面语言也好，口头说出的话也好，必须是真实的。比如昨天这里发生过一场特大车祸，交通部门的记载必须准确真实。这样将来修地方交通史，就是一个可用的资料。又比如，在极左路线干扰下，由于农民粮食被统购的过头，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许多地方发生了严重的饥饿危机，饿死了许多农民。改革开放后修地方志。有的地方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真实记入史册，有的地方则左毒未除，采取回避的态度，不敢正视。违背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精神。
何谓言有义？所谓言有义，就是言之有物。言有意义。我们每天都要洗脸嗽口，都要吃饭穿衣。这些日常琐事，天天都要重复发生的事情，你记下来有什么用？但如果洗脸所用的方法发生大的变革，比如有人家中有机器人服务，由机器人来为你洗脸。就值得记载一笔。因为这是洗脸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又如穿衣，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很多地方都是妇女自己织布，找裁缝做衣服。但随着城市轻工业的进步，机器织布代替了手工织布，机器制衣取代了个体裁缝。这些变化自然应该记载。因为这是历史的进步。
何谓言有道？道，在中国文化中就是客观规律的意思。古人观察人每天必须从道上走。出门狩猎要从道上走，出门采集也要从道上走。所有人都有生老病死。都有七情六欲。都有喜怒哀乐。这就是规律。也就是大道。古人说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天道也好，地道也好，人道也好，都是客观规律。象老子所揭示的“盗憎主人，民怨其上”现象，象先秦哲人总结的“君子这之泽五世而斩”说，像范蠡总结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像黄炎培总结的以暴易暴，换汤不换药的历史怪圈说，等等，都是言而有道的例子。至于孔子之揭示王道，管仲之揭示霸道，韩非子之揭示君道，孙子之揭示兵道，陆羽之揭示茶道，学记之揭示学道，张仲景之揭示医道，等等。都是各种领域里客观规律的发现者。
在中国古代，说话和写文章是分离的。简单地说，说话采用的是口语系统，是以语音为载体的。而文章使用的是书面语，是文言系统，是以文字为载体的。在古代，没有现在的录音技术，声音资料如果不改写为文言文，就很难流传下来。所以，今天流传下来的古人立言记录，基本都是文字做载体的，且多数是文言文。自从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废止文言文以来，说话和写文章虽说还有微小的差别，但总体看来是合一了。虽然言和文合一了，但并不等于修辞立其诚的原则就可以放弃。或曰背弃。
一个人在乡村生活，他平时说话，是否守信用。是否真实可靠。乡人自可验证。一个人在学校读书，他说话是否言行相顾，老师和班上的同学都知道。一个人在政府做公务员，他说的话是否真实，是否言行一致，当地官员知道，老百姓知道。高明的上级也会知道。一个国君，君临天下，他的所言所行，万众瞩目，是否诚信，也是不难判断的。总之，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内，一个人的所言所行是否一致，是一个不难掌握的事情。问题在于下级或老百姓相对而言从来都是弱势群体，他们的话语权大多数时候都被当权者以各种借口加以剥夺。如果老百姓敢于站出来指出某个官员言行不一。素质不高的官员势必会利用手中的权柄加害这样敢于说真话的“刁民”。如果缺少民主的社会生活制度环境。这种加害只会有增无减。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官员在台上讲话，他写的或者秘书写成的文章，都是好话连篇，大话连篇，或者说假话连篇，白纸黑字，流传后世。俨然一个好官，一个清官，一个百姓喜爱的父母官。但知情人明白，那纸上印的和他实际做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当代还好，大家都知道。可以利用公共平台加以揭露。使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侥幸被该官员瞒过了，一百年后后人看这些报告，谁还知道是假的呢。
因此，修辞立其诚对于人格的修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关系到这个人在公众心目中是否诚信可靠。一个单个的人不诚信，他影响的只是周围有限的一群人。但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党派说话不诚实，它的影响范围就大了。它关系到我们写出的文章发布的政令是否能令人放心相信的问题。试想，如果我们阅读古代历史，假如有人来证明那是假的。你不能信他。你将作何感想？如果所有的史官都丧失原则，胡编乱造，戏说满篇，那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后人如何才能看到真实的历史？
立言能做到真实诚信，当然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真正能对当时社会人群产生积极作用，或者说值得流传后世的言，绝不是你吃饭了没有，今天天气真不错之类的话。这些话虽然真实，但没有很大的社会意义。它只是在一定语境下的问候和寒暄。如果把我们每天做的琐事都记下来，那不是立言。因为许多十分平常的天天重复的话虽然不错，但毫无意义。这就是有许多人的日记别人不愿意看的所在。但如果某人的日记所记载的是他对国事，对人生的思考，对科学规律的探讨。对古代学术的阐释，那就不同了，因为他的言代表了人的理性思考。
立言要做到真实诚信，就不能无感而发，无病呻吟。哗众取宠，欺世盗名。诸如学术界的观点剽窃、戏说历史，政府部门的数据造假，欺上瞒下。文学创作的脱离生活，胡编乱造。
所以，对我们来讲，所有的国民，都应该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虚伪欺骗为耻。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做到外不欺人，内不欺心。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会跃上一个大台阶。对于少数有志于著书立说和探索客观世界规律的人群而言，我们著书立说不能满足于凑数发表，混职称，保饭碗。不能丧失诚实守信的原则，不能曲学阿世，说违心的言论，写违心的文章。而应立志于探索规律，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将自己定位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度。即使不能做到，心向往之，也是好事。因为即使诚实守信的文字，也不一定都能流传后世，为后世读者所喜爱。更何况言不由衷的内容虚假、感情虚伪、思想贫乏的滥竽充数之作。
指望自己的文章著述不朽，这可能是一个过高的奢望，但保证自己的文章著作不假，却是一个完全可以达到的目标。
钟馗故里在灵璧
喻学才
2011年11月27日
钟馗信仰在中国的地位可以和关公、妈祖相当，但关羽、林默的故里都清清楚楚，没有争议。钟馗却没有那么幸运。他的故里却至今还无明确的论定。有终南山说，灵璧说。而终南山下又有长安、户县、盩厔等三地在争。我认为，大家不必先急着争谁正统，关键是寻找依据。以求逐步接近历史的真实。下面这篇小文是本人对钟馗故里的一点认识，发表在这里，欢迎同好批评指正。
安徽省灵璧县被认为是钟馗故里。所依据的是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浙江山阴（今绍兴）人金埴的《不下带编》一书的记载。该书卷六上说：
周繇《梦舞钟馗赋》，其警句云：“奋长髯于阔臆，斜领全开；搔短发于圆颅，危冠欲坠。”后世画师写其影，须摹唐赋中语乃肖。相传钟馗乃灵璧人，至今后裔在焉。多以丹砂绘其祖像而货以资食。上有县篆者尤灵应云。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唐朝周繇（安徽池州人）的《梦舞钟馗赋》中有警句说：钟馗的胡子很长，经常披散在他那宽阔的胸脯上。因此唐代画家画钟馗时常常让钟馗坦胸露乳，故意把他的衣服画成敞着领子的样子；钟馗的头被画成圆溜溜的大头，头发很短。所以帽子经常滑得似乎要掉下来似的。后世的画师要画钟馗，就需要按照唐代周繇《梦舞钟馗赋》中的样子描写才传神。相传钟馗是灵璧人，在灵璧至今还有他的后裔存在，他的后裔们大多靠用朱砂绘制其祖宗钟馗的像来赚钱谋生，他们画的钟馗像上加盖了灵璧县印的最为灵验。
如此明确的学术记载，其他省市不曾出现过。
查康熙十一年（1672）知县马骕发起、后由继任者吴嵩主持纂修的《灵璧县志•艺文志》《外纪附》部分，有条记载说：
按小史：唐贞观中，帝梦一神，状奇古。帝问为谁，神奏曰：‘臣终南山进士钟馗也。 上帝命臣除天下虚耗之孽。’帝窃命吴道子图其状，传京师。今灵邑自昔相传所画之判是也。土人呼之曰‘判画’。蝙蝠即耗孽也，欲驱之去，非欲其至也。其衣冠唐制，风扬二巾带于上，非有是冠制也。又，昔灵人有余贤贤者，画寿星，身短，道观道服，垂绦，棕屦。非如今之长头多髯。亦有宋之遗像，人多不辨。
这段见于300多年前的灵璧本地关于钟馗的传说，这条传说透漏了若干重要的信息：一是灵璧古来相沿流传下来的“判画”与唐人吴道子的钟馗画像一脉相承。二是与钟馗故事密不可分的蝙蝠精也是钟馗画或曰判画中常见之配角。灵璧本地传说解释画中蝙蝠就是钟馗在唐明皇梦中所说的上帝让他除去的“天下虚耗之孽”。并解释说当地许多人对钟馗画中蝙蝠的意义认识错误，他说，之所以那样画蝙蝠，不是为了招致福气，而是要撵它走。（一般人认为钟馗上的配角蝙蝠是纳福的象征，但《灵璧县志》上的这条记载却说蝙蝠是“天下虚耗之孽”的象征，其说必有所本。且与唐代钟馗传说相吻合）三是当地钟馗画上的服饰还是唐制，但“风扬二巾带于上”的画法不是唐代的冠制，是后来灵璧画家的创造。四是本县从前有个叫余贤贤的画家，所画寿星身材矮小，道家衣冠。冠有垂绦，脚着棕屦，这种造型是宋代钟馗的造像。五是到了清朝，灵璧钟馗画开始形成“长头多髯”的特征。综合以上五个方面的信息，可知灵璧县钟馗画虽说到晚近有朝工笔重彩发展等变形。但乃吴道子钟馗画的正宗流传地，则属有据可依。一千多年来线索也大体清楚可稽。因为该县志毕竟是三百多年前的历史记载。不是今天为了利用钟馗发展旅游临时编造出来的。
再看1991年出版的《灵璧县志.附录二》；民间传说部分《灵璧钟馗显灵》。该传说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钟馗因科举不公而死，但他托梦给唐明皇不是来讨封，而是来算账。唐明皇被迫封钟馗“嫉恶状元，斩邪将军”。灵璧人民赋予钟馗以革命精神，这比其他钟馗传说更具人民性。第二，这里的传说是这样处理吴道子画钟馗的。钟馗梦中要求唐明皇秉公取士。担心皇帝食言，乃要求皇帝找画师画钟馗的像，传遍全国，要让天下邪恶势力见了钟馗像就害怕。第三，传说是这样处理灵璧画与钟馗像关系的。即唐明皇在吴道子钟馗像画成后派人把画像送到钟馗家乡——灵璧，乡人争相临摹，置于家中供奉。第四，宋哲宗当朝期间，灵璧县衙里闹鬼，有人指点县官挂钟馗像可以驱邪。结果钟馗斩鬼的故事传开了，灵璧画店生意兴隆，从此临摹学习画钟馗画的越来越多，灵璧钟馗画灵验的说法也越传越远。第五，关于灵璧钟馗画加盖县印的传说。如前所述，清朝乾隆年间学者金埴的《不下带编》有关于灵璧钟馗画加盖县印更灵的说法。灵璧县民间传说是这样的。说由于钟馗显灵，求灵璧钟馗画的人太多，灵璧县假冒伪劣钟馗画也就越来越多。为了区别真伪，官方只好用在画上加盖“灵璧县印”的办法来防止假冒。最初都是知县加盖。后来灵璧县画店太多，知县忙不过来，便让人们去城隍庙里找守庙人盖印。第六，灵璧民间传说钟馗画每年五月五日端阳节正午点睛的最灵，但画师不能多点，每个画师每年端午只能画一张这样的点睛之笔。
如此完整有序的传说，其他省市都不曾出现过。
灵璧钟馗画有工笔重彩的鲜明特点。民国时候的老画师尹玉麟上世纪中期还在，新中国以来很少人画钟馗，据说只有尹玉麟坚持不懈。改革开放以来，灵璧的钟馗画师则越来越多，现在灵璧钟馗画已经被列入省级非物质遗产名录。在灵璧大地上，越来越多的钟馗画家者、钟馗画爱好者正在继承传统，开拓创新。
由此可知，灵璧既有文献记载，又有完整系统的钟馗传说。还有灵璧钟馗画的千年传承，加之还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钟馗画的传人存在，这四大依据为钟馗故里在灵璧提供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2011年11月27日夜于灵璧县美利特度假村
论祖先崇拜
喻学才
2011-10-8
周末偶阅《周作人民俗学论文集》，看到其中有一篇名曰《祖宗崇拜》的文章。周作人的观点：祖先崇拜是落后的东西，应该摈弃。他说：“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本人不以为然。特申管见，以享博友。
祖先崇拜诚为中国文化的特色。早在孔子之前，历史传统中祖先崇拜就是一份厚重的遗产。比如，传说中的尧帝物色接班人，首先考察的就是孝道。大舜的能力超人自不待言，但他对待父亲和弟弟的愚昧和恶毒，总是设法挽回，不肯正面冲突。二十四孝中把他如何处理家庭矛盾的故事编进来，成为教育国人的经典教材。殷商时期留下的甲骨文中有一份家谱，完整地记录了九代的世序传承。从《世本》《帝王世纪》直到后世难以数计的族谱和家谱，生动的诠释了中国古代的祖先崇拜传统。孔子之后，由于他删述六经的遗产整理工作以及汉儒的独尊建议，使得2600年来，祖先崇拜深入人心，历久弥彰。读者只要到今天的中国农村看看风起云涌的各姓氏修谱现象，看看各姓氏兴建祠堂的现象，就会明白，中华民族的祖先崇拜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加强之势。
祖先崇拜最初限于对自己的父祖的尊敬和崇拜。后来逐渐演化为对本族群的前贤和时贤的尊敬和崇拜。因为在传统中国，家是微缩的国，国是放大的家。
对于祖宗崇拜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似乎没有多少人反对。反对者的观点认为祖宗崇拜不值得提倡，因为它主张向后看，回头看，而不是向子孙看，向未来看。基本可以概括反对派的观点。
真是这样吗？否！
中国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是祖先教。因为它深入人心，信众广泛。它的教义就是孝经。它的教主就是历代圣贤。它的教民就是历代的中国人。中国文化，被学者们越说越糊涂。其实重点并不复杂。中国文化就是重视孝敬父母，修养身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忠于国家，完善自我。传统的中国人是在六经熏陶下长大的。而六经中就有《孝经》和《易经》。说中华民族只会面向过去，不会面向未来。是不读《易经》之过。易经就是一本讲变化的群经之总经。谁说中国文化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人皆为父母生养，此不用说。人区别于动物的界限就在于人知道孝敬父母，人知道关心我从哪里来，祖先崇拜不过是要人们记住自己从哪里来，记住这个传承的历史链条。免得象动物一样只知道遵循丛林法则。
如果我们承认人比动物强一点的地方在于我们知道孝敬父母，认祖归宗，由流溯源。我们就不能反对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果真限制了中国的发展么？
推动了中国的进步的果真都是无父无君的人么？
崇拜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崇拜往往让人失去主体判断，失去独立思考。历史上的暴君独裁者们大多喜欢搞个人崇拜。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民族所传承下来的祖先崇拜不是个人崇拜，而是群体崇拜。圣贤是一个群体。因为数千年积淀下来大家都普遍认同，所以都自觉接受，借用时下的名词，叫做集体无意识。比如说，我国远在4000多年前就开始形成了一个祭祀历代本族群中有重大贡献的圣贤人物的传统。《礼记•祭法》上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意思是说，古代制定祭礼的指导思想是，只有为国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才能享祀。本人研究的结论，这个古老的传统历数千年而不变。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发扬光大。比如，各姓氏的族谱和家谱，对于祖宗，也不是凡属祖宗都崇拜，而是看他在家族历史上的贡献，如始迁祖都会被祭祀。国家也是这样，并不是所有曾经手握强权的人都会被祭祀。后人自然也会根据他的所作所为做出历史的评价。比如说，秦桧当时的官做得可谓大矣，但后世别说指望子孙崇拜，他的后人道岳飞墓前公开说：“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至于夏桀商纣秦始皇等历代暴君民贼更不待言。
诚如周作人先生所开示的，“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那么我们崇拜谁呢，难道崇拜侵略者不成？就像动物王国的法则那样。不崇拜古圣先贤，难道就一定要一味地崇拜当权派么？崇拜祖先，还有历代圣贤所沿袭下来的主流价值体系可以遵守。崇拜侵略者或当权派，自然就不必考虑继承传统的事情了。那就遵循弱肉强食的原则好了。周作人先生是民国文化名人，但我们从他1919年发表的这篇小文章，不难推测他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为什么骨头那么软的深层原因。极左思潮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人一旦放弃了正念，放弃了正道，便会沦落为有奶就是娘的地步，存这种念头的人遇鸡嫁鸡，遇狗嫁狗，最后成为猪狗不如的人也就不足奇怪了。
本人认为祖先崇拜是中国文化的精华，这不是少数人贪污腐败，崇洋媚外欺压百姓的原因。恰恰相反，后世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根本原因是那些违法乱纪之徒根本不知道或者是有意将祖先崇拜传统抛到九霄云外所导致的。因为谁都知道当官不能用手中的权利谋私利，谁都知道利用手中的权利欺压或愚弄百姓不对。谁都知道不孝敬父母是错误的，不人道的。谁都知道出卖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可耻的。谁都知道，革故鼎新是正常的。自强不息是必须的。谁都知道，知识分子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不能只顾自己的一点眼前利益而丧失人格和国格的尊严。那么请问这些正确的理念是谁给的？答曰祖先。是历代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包括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等各姓氏的历代先贤留下来的格言。是祖先们告诉我们的。我们民族因此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才能够历尽坎坷而不迷失方向。才会有所谓公道自在人心。
钱学森和他的山水城市学说
喻学才
2008年4月24日
在改革开放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为现代中国城市发展开出的处方真是数不胜数，但绝大多数城市发展学说都停留在专家学者的讲座中，著作里，或者说停留在大学生的课堂笔记上面。绝大多数城市发展学说都没有能在中国找到生长点。而钱学森先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正式提出的“山水城市”学说，却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和地方领导的认同。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作者认为，钱氏的山水城市学说之所以广受关注，盖因他长期以来一直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关注思考中国的城市建设所应走的道路，这一点决定了他的学说的人民性特征。其次，科学家的世界眼光也是原因之一。因为产业革命以来，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对人类生活环境的破坏也促使他思考和关注国际社会城市发展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第三，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科学家和思想家，他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所创造的优良文化传统 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钱氏山水城市理论的来源，据笔者管见，当由西方的生态城市学说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城市山林即园林学说构成。至于思想方法和技术路线，那就非他的大成智慧莫属了。
本文将着重探讨钱氏山水城市学说的理论来源之一的城市山林学说。
一
先来说说本文的三个概念。所谓“城市山林：是一个和我们通常所使用的“园林”这个词相当的概念。是指在古代一般的私家园林。山林城市则是一个和皇家园林相当的概念。“山水城市”则是一个相当于园林城市的概念。清朝雍正皇帝在一首避暑山庄休闲的诗中写道：“城市山林君子宅，山林城市帝王居。”恰倒好处地说清了山林城市和城市山林的区别。1
“城市山林”是园林的别名。它是中国古代先民们公认的最理想的人居环境。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1958年3月1日，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谈园林学的文章。在该文中，钱学森先生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城乡建设应该继承祖国的园林文化遗产，更加丰富和发展出新的园林文化的观点。
同年8月，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提出：“要使我们祖国的山河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同年11一12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应当争取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逐步缩减到三分之一左右，而以其余的一部分土地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1959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和短评，指出“大地园林化是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随后，中国林业出版社汇集有关文章，出版了《大地园林化文集》第一辑和第二辑。总的看法认为大地园林化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伟大理想。2
1983年6月，钱学森在《园林与花卉》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再谈园林学》一文，该文较1958年的那篇文章更深刻，更多城市规划层面的思考，比如，他提到欣赏园林的六种尺度，他认为经营园林不能不求进步，要学习外国经验，利用现代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给传统园林注入新的活力。等等。同年12月7日，他写成的《园林艺术》一文则首次强调园林的艺术特征，他明确反对把绿化式的林园和有意境内涵的园林混为一谈。以喷泉为例，说明可以改造喷泉，使之成为流动的水，但不宜简单地照搬。他认为西方的喷泉等外国建筑艺术是低一级的东西，没有上升到象中国园林艺术这样的高度。3
个人认为，钱学森先生通过27年的思考，他对中国古代的城市山林、山林城市已经有了透彻的了解和把握，前面27年可以说是钱学森先生研究园林学的27年。而从1985年开始，他的视野逐步转到城市规划上来了。即城市学上面来了。或者说叫做园林城市的研究上来了。
五年后的1990年，他正式提出“山水城市”的理论。在山水城市理论正式提出之前的32年时间里，他分别研究了园林学和城市学两门学问。最后结穴在山水城市的概念上。
顾鼎臣的《多少箴》和《题学吃亏》
喻学才
2015-1-17
顾鼎臣（1473－1540）明代官员。初名仝，字九和，号未斋，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弘治十八年状元及第。历官修撰、左谕德、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追加少保、太子太傅。有《未斋集》等著作传世。今人王卫平、杨时进有整理横排本《顾鼎臣集 杨循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顾鼎臣在朝为官，深得嘉靖皇帝信任。但清议对他不太认同。认为他只是备位而已。甚至有人因为他讨好嘉靖皇帝，为嘉靖皇帝撰写斋醮道教神祗的青词而讽刺他为“青词宰相”。但家乡父老却好评如潮。因为他是才子，是状元。更因为他曾经为减免苏州常州松江等江南人民的赋税和上书皇帝争得为昆山修筑砖石城墙等原因而深受家乡人民的喜爱。民间还有专题戏文演绎他退休后为家乡人民谋福利的故事。细读全集，顾鼎臣不仅具有过人的学问和文学才情，其办事能力也高出时辈，其约束家人子弟之严格也令我们当代许多高官显贵们汗颜。可见时评并不能作为评价古人的标准，至少不能作为主要的标准。就像我们今天用这指标那指标评价出来的名人未必能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被这指标那指标埋没的人才未必经受不住历史的检验一样。我读顾鼎臣集最大的感悟在此。即不要用一时的价值标准评价千古的历史人物：事实胜于雄辩，事实胜于时评。
顾氏虽然只活了67岁，但他生前却十分重视养心和养生。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文字是他的《多少箴》和《题学吃亏》。
在《多少箴》的小序中，他说人生天地间，不能逃脱生老病死的铁律。但“此身上承宗祧，下启胤祚。”负有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历史责任。而身体一天天老去，则不能不讲“康济之方，宣节之要。”
《多少箴》正文如下：
少饮酒 伤生乱性 多食粥 养胃滋阴
多茹菜 蔬善疏导 少食肉 厚味生毒
少开口 驷不及舌 多闭目 谷以养神
多梳头 栉发去风 少洗浴 频浴伤气
少群居 招衅致尤 多独宿 节色遣疾
多收书 明理致用 少积谷 賙乏备荒
少取名 好名损名 多忍辱 忍辱不辱
多行善 积有余庆 少干禄 留遗后人
他对这个《多少箴》很是满意。他解释说：“凡多对少而言，少对多而言。多少各以反对为偶者也。然多或可过，过则益；少不可过，过则损。观过，斯知所损益矣。”他将这个《多少箴》挂在座右，以便“朝夕览省”。而且还告戒儿孙，让他们“永守为训”。后来，他觉得这几句话“言虽近浅，颇切于人生日用。不敢自私，乃刻诸梓书，与四海兄弟共之。”也就是将这段箴言收入自己的文集也就是《顾文康公文草》之中。这种共享意识也很可宝贵。
《题学吃亏》是应一位长辈年逾八十名叫真愚的先生之请而作的一篇演绎性文字。作者顾鼎臣从物我本为一体盈亏互相依存的角度切入，说明吃亏是福的道理：“亏者，盈之反也。人情好挟权力，鼓智巧，每事求盈己以亏人。不察夫物我一体，彼此同欲，己可以独盈人可以独亏乎？况满盈，神人所忌。稍盈，则亏之者至矣。自亏者讵不为盈哉！学吃亏，患其不能而勉强修为之，谓嫌于近小。然充之，舜与跖所由分也。人人学吃亏，而天下无事矣”。读完这段话，觉“吃亏是福”四字的内涵被解说得淋漓尽致了。不敢说绝后，空前是肯定的。
2015年1月中旬，余在山东淄博公干。夜宿博兴宾馆，敬读《顾鼎臣集》至此，也不敢自私，撰写了这篇短文，今发布于此，愿和无缘读到原书的博友们分享。希望更多的读者因看到这篇文章而受益。
我国文化，自古就是强调从自身修身养心做起。每一个个体的品行身体修炼好了，家庭就稳定和谐了。一个家庭和谐了，可以带动一片。千万个家庭和谐了，可以带动一国。这是由身而家而国而天下的修行路线图。真是明明白白一条路啊，可惜万万千千不肯修！
赵缺诗词欣赏（之五）喻学才 2014-6-21
沁园春•戏和伪诗王
一世匆匆，行也潇洒，坐也雍容。看流星如箭，射穿长夜，寒风似帚，扫尽残红。李杜文章，孙吴智略，黄土青山亘古同。空追忆，恰小窗之外，万象朦胧。
天涯偶尔相逢，才出手，狂徒技已穷。笑赏金承诺，终归虚幻，擂台生意，徒自兴隆。击节高歌，横刀轻叹，只见虫儿不见龙。虽无敌，且回家睡觉，懒得称雄。
2012年1月13日
喻按;此即最能体现赵缺风格之调侃诗词。所谓大众化，娱乐化是也。上片粗写，下片细写。上片写人生短暂，贤愚同命。下片写诗王设擂，不堪一击。
卜算子•过广渠门桥
风雨两千年，不见长城倒。大路依然车往来，都市依然好。
活着且奔忙，死了他人笑。下一分钟轮到谁，只有天知道。
2012年7月27日
喻按：此词属于讽世诗词。外部世界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每一个人大体都划着同一个圆圈。活着忙名忙利，本属正常。死后知道者难免一叹；但如果心术不正，损人利己。嫉妒他人，陷害他人。这样的人死后，知情人难免一笑。他那么贪婪，那么刻薄，也有死的一天啊。但人的生死，是很难预测的，所以作者以不可知论来结尾。
西江月•饮酒
天下本无末日，人生只在今朝。提壶也爱远尘嚣，也爱四周喧闹。
醉酒何妨半醉，消愁不必全消。留些清醒与牢骚，长夜悠然吟啸。
2012年8月20日
喻按：首句警策。人生不过是时间长河中不息流动的水珠。所谓昨日今日，只是人所分别而已。一个末日，又是另一个今日的开始。如此循环，无穷无已。所以佛教强调当下。不沉溺于过往，也不迷信未来。作者饮酒对环境的要求与众不同，既爱清净，也爱热闹。作者的醉酒观也别具特色，喝醉了漫漫长夜就浪费了。半醉状态还可发发酒疯，发泄发泄。此种饮酒词亦前人未写之境界。
轱辘体•我们都是木头人
其一
我们都是木头人，从小难求自在身。
不笑不言听纪律，能抄能述费精神。
雷锋事迹常依旧，鲁迅文章最认真。
一角红旗心上挂，临风何日染灰尘？
其二
一线流光百变身，我们都是木头人。
欲成虎豹先成狗，不信官商且信神。
失业才知真寂寞，偷情也爱假单纯。
东风彻夜无消息，只有猫儿在叫春。
其三
喷泉池畔忆星辰，飞浪轻烟假亦真。
这里再无钉子户，我们都是木头人。
八方灯射深沉夜，万里沙侵烂漫春。
且对东方一声吼，不成功也不成仁。
其四
四野风烟锁住春，一轮红日破清晨。
岂无豪杰能除害，又有英雄在造神。
物种渐成金字塔，我们都是木头人。
只今莫读千秋史，近事回眸已失真。
其五
天涯日月海中尘，万载轮回不坏身。
国国每分新敌友，官官仍似旧君臣。
发言岂可常随便，听话无须太当真。
闭上眼睛终一叹，我们都是木头人。
2011年4月10日
喻按：轱辘体乃组诗之一体。这篇组诗堪称国民劣根性的新版本。刻画国人缺少独立精神，缺少创新精神，缺少责任意识，缺少平等意识。喜欢藐视历史，藐视自然。热衷个人崇拜，于己明哲保身。等等，可谓婉而多讽。
赵缺骈文欣赏（之二）喻学才 2014-6-18
《双百诗词集序》是赵缺另一篇骈文作品。看了这篇序，我们相信骈文同样可以表达现代社会生活和情感。
《 双百诗词集》序
双百者，昔毛公倡之以兴文艺也。今文运式微，诗风不振，故高公占祥作《双百诗词集》以阐之。余忝在相知之列，幸能先睹其篇。
余观之名止一书，实为二集。其一，以百诗呈百花之态；其二，以百词传百鸟之神。诗乃七言，尽合精严之律；词分百体，各成婉转之音。遂有春桃、秋桂、冬梅，须臾开遍；山雀、天鹅、海燕，次第飞来。芳影缤纷，请牡丹斗艳；清声跌宕，与仙鹤争鸣。然百花终不能齐沐天恩，百鸟亦难免偶违人意。惟应宥海棠之香少，赦蔷薇之刺多，容鹦鹉之妄言，恕鹪鹩之无用，任之随其性，放其怀，取其乐耳。
若夫陶渊明之采菊，周茂叔之爱莲，杜子美之题鹰、苏东坡之咏雁，皆假花言志，托鸟抒情也。菊莲有嘉卉之名，鹰雁在珍禽之谱，是以先贤常以之自况，为此独吟。至于访闲花，探野鸟，喃喃得句，一一成章，则亘古未尝闻之，而今始得见矣。
嗟乎！闲花野鸟，俱为天地所生；过客行人，谁是山川之主？岂可因一时之欲壑，竭万载之能源，散尘气于长空，泄石油于沧海，竟使繁花失色，群鸟绝踪哉？呜呼！智者忧天，狂生愤世。大人忧道，寒士愤时。公之耽忧，忧也在骨；余之发愤，愤也同心。愿茂盛之中华，百花相映；信和谐之世界，百鸟自由。
双百诗词，余敢序之。此其受添花之任而待著粪之讥焉。宜乎宜乎，陋之必也！
辛卯孟春于川杨河畔
喻按：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既是优良自然生态之写照，又是优良文化生态之象征。此序之妙，在于双管齐下，自然人文兼顾。作者借花鸟寄寓思想，倡导宽松包容：“随其性，放其怀，取其乐”。 “愿茂盛之中华，百花相映；信和谐之世界，百鸟自由。”序文对当代社会穷奢极欲，滥用资源提出了尖锐批评：“闲花野鸟，俱为天地所生；过客行人，谁是山川之主？岂可因一时之欲壑，竭万载之能源，散尘气于长空，泄石油于沧海，竟使繁花失色，群鸟绝踪哉？”此即众生平等主张，此即可持续发展理念。当代中国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 藐视自然，藐视祖先的观念根深蒂固。一端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空前解放，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社会又合乎逻辑的陷入迷信金钱，纵情享受的泥淖之中！可谓又走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赵缺诗词欣赏（之四）喻学才 2014-6-15
网中会旧同学
陋室孤灯烟一支，还乡惟恐故人嗤。
三千里外重相会，二十年来两不知。
当日谁曾夸永久，今宵我亦爱奔驰。
沧桑叹罢童心在，更有豪情骂老师。
2011年12月22日
喻按：此诗好处在真。“还乡惟恐故人嗤”是真情，“更有豪情骂老师”亦是真事。此种事有人做，但没人敢公开写出来。赵缺的可爱在于真实。他的笔下，常常出现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的意境。
平生
平生万事不应当，所谓伊人在四方。
徒手也难携淑女，师心未必慕先王。
新邮件似春潮涌，老照片如秋叶黄。
昨日之愁终可笑，年年删去旧文章。
2012年4月29日
喻按：“年年删去旧文章”用于创作则可；用于生活则否。
十方
十方何处觅前身，断片纷纷看不真。
万象叠成今日我，一心留下去年人。
山间云已溶于水，天外星将散作尘。
独坐深宵归路远，与谁携手到青春？
2013年6月10日
喻按：赵缺有三不可及：一是其才不可及。如此诗一、二联如行云流水，一气贯注。却均能寄寓哲理，不露痕迹。对佛学无造诣者写不出此等句子。二是其狂不可及。如自称老杜门前好学生。由老杜生前不走运，联想到自己他年身后凄凉。大言不惭。三是其真不可及。赵缺为人或者不无可议之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不会抒发虚假的感情。他的诗文情感真实，绝无虚造。如此诗写他深宵独坐考虑与谁偕老等问题，就属于真情实感之写照。。
无题（二）
逝水流光古亦今，闲愁抛下复追寻。
也知与汝难携手，莫问是谁先负心。
大路千条连作网，高楼十面列如林。
登车不管归何处，从此情歌变噪音。
2013年7月13日
喻按：时间长河，无分秒暂停，故古今难分。昨日之今，即今日之古。然人之情感则不是说抛下就抛下的，故有“闲愁抛下复追寻”之思想活动。所谓伊人，值得追寻。尾联已经言明：“从此情歌变噪音”。此即“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之另一种表达。
鹧鸪天•手机（二）
不看池塘不看山，春风与我不相干。做些俗事消消闷，找个闲人问问安。
新语录，旧名单，深宵读遍又重翻。也知某某成空号，存了三年未忍删。
2011年3月31日
喻按：赵缺的咏物词风情独具。一是明白如话，谁都可以看懂。二是他的咏物词大多选择当代社会新事物做歌咏对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三是就咏物词体而言，他能做到传神写照，突出所用之物的神采。如手机，如果刻画手机的科学性，功能的丰富性。那就变成说明文了。作者却从低头族玩手机的常态常情着笔，特别擅长描写玩手机者的心理活动。将玩手机者活龙活现的勾画出来。
临江仙
来日忽然将至，今宵也似曾经。小窗孤影到天明，沧桑聊一瞥，北斗亦飞星。
故友不堪常见，老歌且自重听。半生名利半生情，几番加减后，得失等于零。
2011年6月26日
喻按：这首临江仙充满禅宗机锋。上阕写作者小窗夜坐。时间无始无终，空间无边无界。一切都是暂时的，或者说转瞬即逝的。即使北斗星，也不是永恒的。它也在变化。也同样遵循着成住坏空的宇宙铁律。视北斗为流星。此语富有辩证思维。
下阕写小窗夜感。“故友不堪常见，老歌且自重听”。老歌之宜于重听，因为不会有变化；故友不堪常见，因为人是变的。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经常见面，没有新鲜感，还会增加矛盾。名、利、情三块，经过反复权衡，发觉最后还是归零。这种哲理诗是不读书，特别是不读佛教经典，缺少悟性的人断然写不出来的。
木兰花
人生到底归沟壑，向北向南终是错。徘徊不觉已中年，四野茫茫天漠漠。
千山以外花凋落，万载之前星闪烁。所闻所见只如斯，所谓聪明皆自作。
2011年11月4日
喻按：凡人皆有局限。老子早已言之。“人生到底归沟壑，向北向南终是错”；“ 所闻所见只如斯，所谓聪明皆自作。”所谓聪明，都是自我感觉。因为人来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场赌博，并且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输。南怀瑾先生过拉斯维加斯赌城所写诗中有句“到此何须真论赌，人生本是赌输来”。因为人抗不过生老病死的铁律。所以说一开始就注定是输家。
可惜世人像赵缺君这样肯反思的不多，能自己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的也不多。他们当然不会有四野茫茫天漠漠的孤独感。也不会意识到所谓聪明往往是自己制造的幻想，是自作多情。他们更像印度神话中摸象的盲人，各自以自己的心量为判断，认为那就是真理。
小文字•真文字•美文字 ——读喻泽先散文集《旧影沉笔》
喻学才
2012-3-31
散文跟诗一样，是我的业余爱好。就像人民公社时代家里那块自留地一样，总是特别上心。逮住好散文就读，这已经成为我读书的一个习惯，昨天下午2点出差归来，门卫给我递上一个特快专递，打开一看，是四川西昌宗亲喻泽先所著《旧影沉笔》。丢下行囊，便捧读家门的这部12万字的散文集。准确地说，这是一部散文和散文诗的合集。读着读着，不觉便进入了角色，快读完一半篇幅，才记起忘记了给自己泡茶。这个平时伏案不可一刻无此君的好东西。于是赶紧泡壶茶，边喝茶，边读书。读到家人催吃晚饭的电话响起，《旧影沉笔》已经读近尾声。
我跟作者其实只见过两面，地点都在重庆荣华酒店，时间分别为2010年、2011年，都是为《中华喻氏通谱》编纂的事，在会上见的。加到一起，也不会超过10小时。以前，从“喻氏宗亲网”上读到过他写的诗联。散文还没有读过。我知道他散文笔触的美，缘于今年春节。兔岁除夕，我写了一首《水调歌头•除夕》，通过手机短信给相关朋友分别发布过。大概是春节短信太多造成积压。我的贺岁词他迟到龙年大年初二才看到。该日，他在家乡西昌附近的邛海公园耍，读到我的除夕词。回去后即写了一篇短文。刊布在《喻家的博客》上，他的那篇读词记，首先描述他在琼海公园从手机上读到我词时的愉快心境。后面才谈对词的印象。就是他那寥寥几笔摩写景物心情的文字，让我认识到他的文采和个性。
泽先宗亲跟我一样，普通人一个。所有文字描写的都是小事情，小风景，小生活。如《阿七赶场天》写牦牛山下，安宁河边的阿七街，写那些赶场的男人女人们，极富生活气息。又如他的《露天电影院》之写看露天电影之“跑”、“站”、“忍”三字经，凡经历过那种不自由岁月中的自由日子者，都会击节叹赏。因为那篇文字真实，可以作为史诗来读。他的作品中，有林场同事退休后故地重游寻找当年的青春岁月，凭吊因公牺牲的伙伴者，如《寻梦人日记》。读他的散文，感觉他所写境界虽然不大，但都是真实的文字，也都是很美的文字。这些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真情实感，被他传写的生动有趣，令人读之忘倦。他的文字还有四川人所特有的幽默感，如《花甲之人》、《脸面》虽以调侃的笔调说话，所言所论却为至理名言。他善于写景传神，如《家居地风景》之为白玉兰写照，绝对的清新脱俗。可作《白玉兰赋》来读。
泽先退休前在什么单位做领导，我还没来得及向他请教。但我读他的散文集，感觉他对人世的爱情友情亲情都十分珍惜，如《分手》、《小赵的雪茶》《旧影沉笔》。他的生活情趣其实都外显在他的文章中，如《我的命定情人》之披露其日常读书陶情的情怀。三篇《甘苦自知》，记述了作者儿时、少年、青年三个时期的读书生活。在我们这些经历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饥饿岁月和稍后更为荒唐的文革岁月的同时代人心中，都能激起强烈的共鸣。引导我们去回味自己在那些岁月里的读书经历。如他在重庆沙坪坝新华书店终日站读的经历，我当年在故乡大悟县新华书店也同样经历过。那时节因为贫穷的缘故，我甚至买不起一本《孙子兵法》，在书店里硬是站着抄了一个工作日，才得到那部宝贝经典。暮色苍茫中才空着肚子踏上归途。
对于家乡的山水之美和人情之美，他同样是饱含深情的。这方面只要读读他的《黄联关》《秋游邛海记》、《有些人不识好》 就清楚了。 特别是他那篇广被称道的《旧影沉笔》，记述当年一帮知青在大巴山深处伐木造林的十年岁月。读来引人深思，催人奋进。
有些人的散文为了填字数，赚稿费，所以塞进了很多水分，干货不多。有些人则是缺少生活感受的积淀，急于出书出名，所以无病呻吟的东西比较多。大凡有这两种毛病的散文，都属于那种可以读，也可以随时放下的那种。泽先的这本散文是用自己的生命写的，笔墨情浓，感慨至深，而笔调却轻松诙谐。属于那种拿到手中不读完很难放下的好散文。
电视剧《于成龙》得失谈
喻学才
2017年2月1日
看完了吴子牛导演的四十集电视剧《于成龙》。感觉是得失参半。
先说得。作为一部歌颂清官的电视剧，弘扬正能量的目的达到了。许多场惩处贪腐的戏都被演绎得痛快淋漓。符合中央反腐倡廉的主旋律，符合传统中国老百姓的审美观。
主角于成龙生于1617年9月26日，卒于1684年5月31日）字北溟，号于山，清代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北武当镇来堡村）人。谥“清端”、赠太子太保。
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中副榜贡生，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着的政绩和廉洁清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于成龙仕途第一站为苦寒之地广西罗城县。第二站为湖北黄州。第三站为四川合州。第四站为福建福州。第五站为京师直隶。第六站为两江江宁，职任两江总督。电视剧交代了于成龙在四十五岁前的读书明理和为民请命的若干背景，为后面出仕效忠朝廷埋下伏笔。除四川合州被忽略了外，其他各地都有比较精彩的除恶惩贪故事。总起来说，这些故事演绎得还是比较好看的。这些故事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无一例外地突出了打击贪官，效忠朝廷，或者惩处恶霸，平定乱党的主题。而主人公于成龙则被塑造成一个由儒家学说核心价值观主导的刚正不阿、敢于担当，不计个人安危，勇于碰硬的清官“于青菜”。这个于青菜生活检朴。平时非上班时间总是习惯于穿一领灰色长袍。几乎跟幕僚们一样不注重衣着。吃饭方面，以青菜罗卜豆腐为常态。有一次，周瑞和等为了给晓晓过生日，餐桌上多出了几个荤菜。他因此大发脾气。他风风火火，没有时间概念，深夜里也敢去找康亲王。为了重申福州所谓犯通海罪的三千多名罪犯。他不仅指示下属进行人口统计，掌握第一手资料。甚至不通知任何仆从，自己挑着福州户籍簿到康亲王爷府前设摊造势，高声念诵，以便引起康亲王的关注。在他的仕途上，勇于迎接挑战，一切唯国法和人民利益为重。为了伸张正义，他可以置自己的小舅子于死地，他可以不在乎得罪自己的结义兄弟和同年。甚至连康熙皇帝的外甥赫里也敢于毫不犹豫地杀掉。他爱民如子。为了解救被谢老爷威逼躲到山寨的罗城百姓，他敢于只身上山寨；为了招降刘君孚。他敢于只身上豹子岭深入匪巢。为了赈济直隶州饥民，他敢于冒杀头的危险开放国家常平仓放粮。为了揭穿两江火耗的内幕，他初来乍到，就敢于向皇帝的外甥赫里叫板。总之，一个其身正，为政以德的于青菜，一个无私无畏，敢于碰硬的于青菜，一个爱民如子，嫉恶如仇的于青菜，一个勤俭节约、律己严苛的于青菜，一个重视调研，深入实际的于青菜，通过一系列的故事，被写得活灵活现了。
配角人物形象塑造也比较成功。他的幕僚周瑞和，柳晋阳以及石玉兰，车夫石玉林还有石玉兰的女儿晓晓，都写得有血有肉。于成龙和他的“一家人”相处细节也大多写得自然亲切。杜撰的周先生、柳晋阳等背景故事也比较合理。作者将石玉林兄妹追随于成龙的背景置于鳌拜的侄儿、永宁州守备喀尔奇圈地事件中，从大处看，既符合时代。也在情理之中。
反角。第一个是永宁州守备，鳌拜之侄喀尔奇。第二个是罗城当地匪首谢德昌，第三个是柳城知县屈万里。第四个是柳城恶霸蓝大兴 ，第五个是大名知县赵履谦，第六个是康熙皇帝的外甥赫里。当然还有不忠不孝无情无义的邢家良这个于成龙的小舅子，以及罗城县尉胡安之，柳城县尉刘清河。这些腐败分子，电视剧都写得生动传神。编剧每写一个反贪反腐的故事，都会写出一个盘根错节的官场网络。这是其深刻处。
再说失。
在说失之前，先让我们来看一段于成龙自己写的《治罗自纪并贻友人荆雪涛》。
这是一篇他写给朋友荆雪涛的自述性书信。文章重点叙述于成龙45岁出任罗城县令赴任遭遇以及履任苦况。一直写到前往四川合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合川。）赴任之前。
窃以为拍电视剧《于成龙》应该仔细研读这篇自述，当然，整部《于清端政书》都应熟读。于成龙的全集跟一般人不一样。他的全集百分之九十的篇幅都是“政书”。只有最后一卷是诗词韵语，是为音韵书。所谓政书，大体说来就是我们今天官员的申请、报告、工作总结一类的东西。但于成龙的文字，没有空话套话，更没有假话官话。属于那种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的调查研究后的针对性很强的奏疏，读来真气盎然，十分感人。几百年前的官府积弊和民间困境都历历呈现。是了解清朝前期我国各地社会民情的窗口。也是了解当年全国各地官场积弊的第一手资料。
根据这份于成龙自述，我们觉得编剧存在过分美化于成龙的现象。因为真实的于成龙虽然当年力排众议，坚持到罗城当县令。但到了罗城后，住关帝庙。从家乡永宁跟去的跟班纷纷逃离。最后只有一个跟班留下来，逃回的仆役告诉于家罗城的苦况。儿子于廷翼又为他找了四个仆役。结果第二波找到的四位仆役到罗城后不久就有三位死掉，仅剩的一位昼夜悲号，如疯似魔。于成龙左右为难，让他一个人回家吧，担心出事，不好跟人家父母家人交代。只好让前后两仆相伴回家。于成龙“万里惟余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刀一口，床头贮鎗二杆为护身符。”这样孤家寡人当县令，照样该升堂断事升堂断事，该枭首示众就线首示众。这种独角戏的当官情景，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只读过清代江西临川杨溪李家李枝芳唱独角戏当县令的故事。李枝芳不聘师爷，不用跟班。一个人包打包唱。居然也能把事情处理好。这是我在于成龙之外唯一看到的同类实例）。今人对这种独角戏真是难以想象。他自己在追忆当初的这种经历时也曾深深后悔过。
后来罗城治理上了轨道，他也有读史的闲暇，怀乡的愁绪，午睡的满足等情绪在诗歌中体现，如：《写梦》：“终日思家怅复吁，梦魂飞泊洞庭湖。”电视剧对于成龙的塑造，有点高大全的味道，因为一个清官的主旋律把握住了，但清官作为人的丰富性，多样性却没有表现出来。如《罗城署中闲咏》：
窗前驯鸽行书案，惊醒主人午梦时。
起坐闲看十七史，古今成败有谁知。
他还写有《自叹》，感慨官场之中，正人君子举步维艰。他写道：
病体浑无力，闲愁谁与怜？
炎凉悲二竖，狐蜮寄丹田。
不愿上方剑，但持感应篇。
小官缺养母，浮誉恼羣贤。
乆欲归林卧，岂为升斗牵！
菩提垂慈训，真觉孽难湔。
廉隅虽寻丈，光明即佛仙。
隠?多玷垢，?府不矜全。
只谓堪瞒众，谁知难哄天。
晨夕朝太岳，思结再生縁。
轻脱敝衣裘，予将撇俗纒。
秋风吹细雨，霹雳护青莲。
他在罗城，用以身垂范，守信重诺等行为感化当地少数民族。说明他不是那种以势压人，作威作福之人：“不愿上方剑，但持感应篇。”。他做官在外，连母亲都不能随官供养，确是人生的遗憾。但即使这样，他因为正直无私，清苦为官得到的名声仍旧招惹某些人的嫉恨：“小官缺养母，浮誉恼羣贤。” 可见那些无所作为的庸官和搜a刮民脂民膏的贪官，都不喜欢他。
于成龙是封建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一代廉吏。它能诗能文。电视剧中写蕲、黄四十八寨总寨主刘君孚心折于成龙的人品和官风。临出门别去之际背诵了一首诗歌，其诗曰：
竹笋才生黄犊角，蕨芽初放小儿拳。
试寻野菜和香饭，便是黄州二月天。
这首诗就是于成龙到黄州任知府职后所写。这种情怀就是一种与民同乐的情怀。一种热爱人生的情怀。官民和谐相处，官民同乐一直是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最高做官境界。刘君孚心仪于成龙者在此。因为这个于成龙和那些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既当婊子又建牌坊的贪官污吏判若霄壤。
这个于成龙其实还是很有情趣的读书人。在他不多的诗词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好几首怀古诗，例如他在黄州任内所写的《赤壁怀古》就是一首很标准的很有境界的怀古之作：
赤壁临江渚，黄泥锁暮云。
至今传二赋，不复说三分。
名士唯诸葛，英雄独使君。
今朝怀古地，把酒对斜曛。
又如他有《偶吟》一首，诗云：
石崇豪贵范丹贫，生后生平定有因。
传语世间名利客，不如安命是高人。
再如，《成都》诗云：
两任边荒囊乏钱，低头羞语尉巡前。
淮阴受却少年辱，也了前生一恶缘。
万里孤舟亦一官，穷途主仆强加餐。
单衣难御朔风冷，倚户无言向眼看。
写出了于成龙由黄州知府前往今重庆合川就任途中的清官穷境。
他的诗情真景真。不少诗歌写出了千秋万代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境界，如《有感》：
书生终日苦求官，及做官时歩歩难。
窗下许多怀抱事，何曾行得与人看 。
因为做官上有国家法令约束，中有同僚掣肘，下有胥吏侵渔。任何官员都很难完全实现读书时忘身为国，为民请命的抱负。因此正直清廉的好官总是难免被孤立。
于成龙在处理家与国的关系上确实堪称典范。他告别继母和妻儿时说的那句话：“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真是感人肺腑！即使今天，又有几个官员能与之相比？这些地方，电视剧里如果适当突出一下，既有依据，又可垂范。
又如他的《如梦令》词写怀乡情绪：
岁暮容颜非旧，食少形骸消瘦。睡起不胜愁，频呌苍头斟酒。 斟酒，斟酒，梦见故乡花柳。
对于编剧和导演而言，适当增加一些诸如此类的点缀，于成龙的艺术形象会更丰满，更真实。
细观《于清端政书》，我们发现他的政论文字中到处都是闪光点。这些闪光点如果在电视剧中适当场合加以展示，则可丰富主角的视野和情怀，为于成龙因何能成为于青菜找到理性的说明。我们不妨再引用几段于氏政书中有关为官之道的文字。
于成龙论知府权力太大。“知府之权太重也。往例州县有道府厅为之伺察，三分其权。而情难私饰，势难独龂，公道不能尽冺。今道厅奉裁，而有司之贤否，藩臬耳目稍逺，惟知府为最近，若府得其人，则官方自清，民生自遂，地方自安；或不得其人，则是非凭其喜怒，贤否任其髙下，而有司畏知府更甚于畏院司。在下曲意为阿从，在上极力为徇庇，从此效尤成风，而民命边境关系不浅。”这是直接点明当时的政治体制存在弊端的文字。任何官制，一旦造成没有监督没有控制的局面，就很容易坏事。
于成龙论盗。于成龙对盗匪有极其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盗匪就是百姓，没有人从娘肚子一出来就是盗匪，那么他们是如何变成盗匪的呢？答曰：官逼民反。他在《对金抚台问地方事宜》中指出：“地方何盗？盗即民也！民虽无知，决不乐于为盗。必为饥寒刑罚迫之而为盗也。责在有司。清净寡欲，先之徳教以端风俗，继之保甲以防不虞。勿戕民命，勿剥民肤，俾各安室家，各恋妻子。此弭草窃之末议也。”很多朝代，老百姓都是因为官逼民反，才走上与官府对抗的道路。很多人都懂乱自上作的道理，但就是不肯承认。执政者总是以救世主自居，把老百姓看成刁民。于成龙短短几句话，千百年来，有几个地方官肯如此明明白白说出来？
于成龙论兵。兵民团结是胜利之本。但兵民不和则是失败之源。从治国理政者的主观愿望说，大家都希望“兵以卫民”。但实际上若管束不到位，法令不严苛，则“兵亦有祸民者”。于成龙在给上司的报告中论述兵民关系时指出：“兵以卫民，亦有祸民者；兵以防奸，亦有作奸者。屯戍设防，寜简无滥。此防险要之末议也。”
于成龙论州县管理。“州县之官称为父母。而百姓呼为子民。顾名思义，古人所以有保赤之喻也。夫保赤者必时其饮食，体其寒暖，事事发于至诚。保民者亦当规其饥寒，勤其劝化。事事出于无伪。葢无伪则有实心。纵力有不及，与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即于万分中体认一分，亦百姓受福处也。昔阳城云抚字心劳。知抚字必从心出，由心而发随事加恤，便有裨益。若徒外面摭拾一二便民好事以为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残忍者几希耳。是不可不戒。”
于成龙论官员应远离贿赂 “为贫而仕，虽乗田委吏，止为禄养。未尝于禄养之外有别径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即为暮夜杨伯起之四知，言之已可凛矣。昔人云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又云从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试思长吏于民论到钱处亦何项为有名乎？夫受人钱而不与干事，则鬼神呵责，必为犬马报人。受人财而替人枉法则法律森严，定当妻拏连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
至于电视剧中的硬伤，并不少见。比如说于成龙赴任罗城县，时在罗城进入清朝版图后才两年。关于此前朝廷派县令前去与否，于成龙自述中只字未提。电视剧中说第一任县令没呆几天就跑了。这种情况是可以发生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关于第二任县令被当地土匪谢德昌暗杀，也未必有记载。虽可杜撰，但不太合情理。因为基本史实不宜编造。
周瑞和因山西科场案受牵连，副学政被罢黜，由五品命官废为平民，却愿意主动去为于成龙做师爷。这个安排也有些主题先行。编剧的指导思想是官员中正直者还是大多数。支撑一个被罢黜的五品文官二十年如一日地跟随于成龙甘当配角，靠的是什么？编剧没有明言，实际上很明显，那就是理想信念。作者所宣扬的还是人治思维。周瑞和之所以愿意不计前嫌，追随于成龙二十年还不是看中了于成龙的人品？这种人身依附虽然跟鱼壳之依附赫里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人身依附则一。且这种情况事实上不大可能。就技巧处理而言，周瑞和来访罗城，老朋友相见，何须如此做作？哪有认不出来，还需要击鼓鸣冤的道理？
林乐仔的父亲听说于成龙咳血，需要观音散，主动请缨，愿意上山替于成龙采药。电视剧还以特写镜头展示林老汉采来的观音散，实际是一堆草药。这是导演的疏忽。中药并不等于草药。草药是直接从山上採来的未经加工的，清洗后煮水或者将根茎和枝叶做适当加工，比如揉搓，敷于患处。或者煎汁饮用，或者清洗患处。凡是带上散字标志的都是经过精加工的中成药，不是纯粹的植物。这是中药学的常识。例如，三国华佗做手术使用的麻沸散，就不可能是直接的草药。那是经过加工的粉状成药。服用后神经麻痹，失去知觉，医生才好开刀除病。
还有一处明显的败笔，就是于成龙累死在两江总督任上，事后有个场面，写于成龙的业师永宁书院邢山长在他坟前磕头的场面。姑且不论老师给学生磕头这样的做法有悖常识。无论学生取得多大的成就，总是学生。师生关系是五伦中朋友之伦。让一个站都站不稳需要借助手杖慢行的九十几岁的老翁在自己的学生、女婿坟前磕头，是很荒唐的举措。导演也许是不自觉地受了官本位的影响。2000多年前的策士苏秦，游说六国成功后，身佩六国相印，后车载满各国君王赠送的礼物。他那势利眼的父母也只是跑到离家15公里的地方迎接儿子的归来，没有记载他的父母匍匐在地给这位杰出的儿子磕头的事情。另外，就是给于成龙立的那块碑也问题多多。我没有到过山西永宁，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北武当镇来堡村。不知道是否还保存有于成龙的墓葬。按照常识，于成龙这样的受到当朝皇帝康熙器重的三举卓异的一品大员，一定会享受谕祭葬的待遇。而谕祭葬是有规格的，一品官的碑石多高，二品官的墓园多大，三品官的石像生怎么配。工部应该都有明确规定。碑文也绝不会是电视剧中那个碑身矮小的“清于成龙大人之墓”的样子。其实导演只要花点时间去查查有关文献，或者借鉴一下保存尚好的一品、二品大员墓地碑刻等做法，也不致于把于青菜的墓碑搞得像民间普通百姓的墓碑那样矮小。
柳晋阳为保护石玉兰被赫里杀死后，于成龙做诗《哭晋阳》，内容没有问题，但于成龙的饰演者把“年已老，鬓已衰”的“衰”字念成了shuai音。在这里，为了押韵，衰字应念摧(cui)字音。
这是古典诗词用韵的常识。
因为《于成龙》电视剧是历史人物剧。虽然允许演绎，但大关大节必须有历史依据。而诸如诗词、制度方面，也应跟于成龙的时代之文化传统接轨。
（欢迎批评指正）
旅游需要哲学层面的研究
——读曹诗图教授新著《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
喻学才
2013-9-28
我们究竟是为了身心的自由才旅游，还是为了创造经济效益才旅游？这个问题是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很显然，旅游者只会关心身心自由的愉悦。只有旅游经营者才会关注旅游创造经济效益这回事。旅游是人学的范畴。因为旅游的主体是人。旅游者之所以选择旅游，是为了摆脱日常平庸生活的羁绊或束缚，借助超越于庸常的生活场景达到放松身心的目的。这是旅游的本质所在。但自工业革命以来，旅游日益异化成经济活动，旅游的本质属性被日益淡化和曲解。这个问题需要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旅游属于少数人的生活方式；但到了工业革命之后，这种生活方式却进入了大众的消费领域。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重提这个问题，自有其时代意义。在互联网、“地球村”的时代，如果我们的旅游学术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对旅游创造经济效益的追索之中，岂不是在犯弃金担麻、买椟还珠的错误？旅游研究应该包含对旅游主体即旅游者的研究、旅游客体即旅游景点的研究和旅游介体即旅游经营者的研究这样三个方面才比较全面。当代中国旅游研究，最缺的是对旅游主体（即旅游者）特别是旅游者精神世界的研究。
2008年，曹诗图教授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名为《旅游哲学引论》 的著作。为我们学术界吹进来一股新鲜空气。他从哲学的视野来审视旅游，而不是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这种研究视角正是我们新世纪的旅游研究所急需的。近些年，作者一直耕耘在旅游哲学这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
曹诗图教授新近出版的《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一书较《旅游哲学引论》有一些质的提升（如将旅游的本质由旅游者的“异地愉悦体验”提升到旅游者的“异地身心自由的体验”的高度，更加切入旅游的本质），理论体系更加严谨（将本体论与本质论归并等），研究内容更加完善。综观本书，我认为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一、披沙拣金，聚沙成塔
目前旅游学科研究中的基本概念等研究上的确存在“混沌”状态和逻辑缺失，如中外学者关于“旅游”概念就有数十种之多，对旅游本质的认识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旅游概念不清的问题严重困扰着旅游研究。《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一书的作者曹诗图教授敢于挑战权威，运用哲学思维，通过大量考证、分析、反思、归纳、总结，苦苦求索，最后得出自己的观点。认为旅游的概念是“人们以消遣、审美、求知等为主要目的，利用余暇到日常生活与工作环境之外的地方旅行、游览和逗留等各种身心自由的体验”；旅游的本质是“异地身心自由的体验”。可谓“披沙拣金”。
我国的旅游研究成果眼下虽然很丰富，但总的来讲非常零散，离心变质（去旅游化或去中心化）情况比较突出，研究层次不高，缺乏创新与整合。曹诗图教授独具慧眼，抓住一些最普遍、最基本、最平常但却是最本质或切关宏旨的问题，从平凡中探求非凡，从熟知中寻求真知。从哲学的高度，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以旅游本质为核心，以旅游现实问题为研究内容，将旅游学与哲学有机结合，从本体论、价值论、伦理论、批判论、矛盾论、认识论的哲学视角，系统论述了旅游研究中切关宏旨的基本问题，构筑了基于哲学审视的旅游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石。可谓“聚沙成塔”。
二、见解独到，理论性强
《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一书处处充满着作者对旅游深邃的理论思考，这类观点很多，现择其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作者将旅游纳入到“人学”的范畴，认为人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它主要以人的本质、人生意义及人的行为准则为研究对象……有鉴于此，旅游研究应同人的本质相结合，进入哲学视野，进行新的突破。
旅游哲学是旅游学科中唯一自由的学问，因为它从不服务于任何外在功利性的目的，是为了旅游本质自身而存在。哲学视角的旅游研究应成为旅游学科研究的突破口和哲学学科研究新的生长点之一。
“旅游体验”是旅游研究对象的“精、气、魂”所在，“旅游体验”研究是旅游学科建设“培根壮干”之本，只有抓住了它，加强理论基础，方可避免旅游学科“干弱叶繁”的畸形成长和旅游科学研究“去旅游化”以及迷失方向的现象，从而形成具有旅游本质特征与文化内涵的分支学科和中心凝聚、有机整合的学科繁荣局面。
旅游学科体系构建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基础层次、应用层次、哲理层次。基础层次在学术研究层次主要属于“求真实”的境界，学科构成主要包括基础旅游学、旅游地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经济学、旅游市场学等；应用层次在学术研究层次主要属于“讲效益”或“求功利”的境界，学科构成主要包括旅游管理学、旅游开发学（含旅游规划、旅游策划等）等；哲理层次在学术研究层次主要属于“明善美”和“探本源”的境界，学科构成主要包括旅游哲学、旅游美学、旅游文化学、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旅游伦理学等“形而上”的学科。
如此等等。
应该说，这些见解是很独到的，其中有些观点可谓振聋发聩。
作者在《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一书提出的旅游概念的“圈层理论”（元旅游、准旅游、泛旅游），旅游本质的“樊笼理论”，旅游结构的“冰山理论”，旅游层次或境界的“金字塔理论”（俗游、雅游、神游）等，令人耳目一新。目前旅游研究所运用的理论大多是别的学科理论的照搬或嫁接，引用西方学者的旅游理论很多，中国学者自己提出和创立的理论极少。曹诗图教授以敢于挑战格局的勇气和深厚的学术功力提出上述旅游理论，实在难能可贵。
三、发掘原点，融汇贯通
《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一书的研究理路是：以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以旅游本质为核心，以旅游现实问题为研究内容，将旅游学与哲学等学科有机结合，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等哲学领域，系统研究旅游的概念与本质、旅游的功能与效应、旅游伦理、旅游异化、旅游发展观、旅游研究方法论、旅游学科体系构建等有关旅游学研究中基本的、切关宏旨的问题。其关键是找到其研究的“逻辑起点”。作者以哲学眼光洞悉到了旅游的本质——“异地身心自由的体验”。认为“自由”是旅游者的精神本质和最大价值所在，是旅游须臾不可或缺的灵魂，无论是旅游的目的、前提条件，还是旅游的过程、结果，都离不开用“自由”解释。“自由”是旅游的本源。求索旅游本质的逻辑路径应是“自由——身心自由——异地身心自由的体验”。著名休闲学家马惠娣对上述非常赞赏。她在该书序言中说：“曹老师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核心思想：旅游是人的自由境界。这一点我很欣赏。抓住旅游研究中的‘自由’问题，也就抓住了旅游的本质。”对此，我也非常赞同。体验是贯穿于旅游现象的本质核心，无论在何种旅游行为层面，都有“异地身心自由体验”这一“共核”。这一观点，对于旅游学科的构建，具有非凡的意义。哲学追求终极实在的“始基论”，即在现实中注重探求和设定终极实体，在人则始终追求和设定真理，这种始终追求和设定真理乃是本体思维方式所执意追求的最高目标，一旦发现和设定了它们，就可以在此基础上解释一切。看来，曹诗图教授已经基本求索到了旅游本质研究的终极实在的“始基”或“原点”。而且，他将发掘出的旅游哲学研究的“始基”或“原点”，将旅游研究的诸多问题融会贯通，用一根红线将全书内容有机串联起来了。
从《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一书的架构来看，全书共分为7章，每章都是用旅游的本质（异地身心自由的体验）予以贯穿。例如“导论”一章阐明了旅游哲学研究抓住逻辑原点（旅游本质——异地身心自由的体验）的意义；“旅游本体论——旅游的概念与本质”通篇都是围绕 “异地身心自由的体验”展开论述的；“旅游价值论——旅游的功能与效应”一章，论述了由旅游本质衍生的价值功能（充盈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或社会效应（构建和谐社会等）；“旅游伦理论——旅游伦理道德建设、自律与教育”一章，论述了由旅游本质衍生的旅游伦理道德建设、自律与教育，认为对“自由”是相对的，应对旅游者“异地身心自由的体验”从伦理道德层面加以约束，并阐述了由此衍生的旅游伦理道德建设、自律与教育问题；“旅游批判论——对旅游异化和旅游功利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一章，对背离旅游本质和旅游业本质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如此等等，可谓“红线串珠”，融会贯通。这反映了作者非凡的学术功力与写作驾驭能力，同时也反映了旅游本质研究的真知求索所在。
此外，该书的写作也颇有特点。不少地方的论述文笔清新活泼，笔调甚至富有诗意，这在第三章旅游价值论等表现较为突出。第四章旅游批判轮则笔锋雄健犀利。其他章节则文笔凝练、平实，娓娓叙来。可读性强。
当然，该书也存有缺憾或值得可商榷的地方。例如，《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一书中的“旅游批判论”这个标题，建议改为“旅游异化论”。因为旅游批判论跟旅游异化论、旅游矛盾论、旅游本质论等不宜等量齐观。撇开旅游，本质论、价值论、异化论、矛盾论等词汇不会引起理解的分歧，但批判论我的理解似乎不如异化论确切。而就《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一书中旅游批判论那一部分看，内容都是讲异化的。因此，将“旅游批判论”这个标题改为“旅游异化论”更具有逻辑的一致性。
最后，我想用一个哲理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
汉朝河南商丘有个叫向长（字子平）的读书人，名气很大，但隐居不仕。王莽主政期间，曾经派人聘请他到朝廷做官，被他拒绝。他在儿子娶妻、女儿出嫁之后，便跟家里人开家庭会，说：孩子们都大了。我可以交班了。我研究周易数十年，已然明白了“富不如贫，贵不如贱”的道理，但我还不知道“生不如死”这句话的意蕴。从此，你们就当我死了的。我要漫游天下，寻找生不如死的答案。后来他就跟一个住在北海郡的朋友禽庆一起外出，说是云游五岳去了。后来不知所终。
我想，向长应该找到了生不如死的答案。
向长是我国历史上较早从哲学层面思考旅游价值的读书人。《后汉书》作者范晔并未解析向长所悟三句话的内涵。每个读者可能都会思考向长提出的三句话的意蕴。我们今天不妨来做个解说：
富不如贫：人因为拥有了较多的财富而时常担心失去。因此必然变得不安。活得自然不如穷人洒脱；
贵不如贱：人因为有了相当的地位而时常担心失去，因此每每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去守护住已得到的地位。这类人活得自然不如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有尊严。
生不如死：人因为在世俗的场域中存在，就必须接受众多的羁绊。只有远离这些羁绊，人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这种“自由感”类似死亡给人带来的解脱感。
由此可见有关旅游本质问题的某些哲理。
我觉得，我们的旅游研究，应该像曹诗图教授这样在这个领域里多做做文章。
武当山金石录•序
喻学才
2012-7-30
余思金石之学，古代之考古学也。治此学者困难有三：一曰访求之难。青铜古器，碑刻摩崖，或藏民间，或隐深山。非穷搜苦觅不易得之。二曰收获之难。先得者奇货自居，非重金其谁肯出手？冒险摩拓，爬墙上壁，非玩命者其谁能得之？三曰判读之难。钟鼎古碑文字，去我千数百载。或篆或虫，或金或隶。不精于文字训诂，不长于历史考证，则虽得之等于不得也。质之张子，以为然否？
余尝历览前贤之金石诸作。晋束皙、卫恒，司马彪之解读汲冢古书，宋刘敞之之摹刻先秦礼器。已为后世古器物保护导乎先路矣。李公麟、吕大临、黄伯思各有《考古图》之作，诸贤于出土铜器摹其形，拓其文，量其尺寸，录其出处、复记藏者之姓氏，研究之心得。纵偶有不当，其创辟之功，其孰可忘之？
世人每推重欧阳修之集古录、赵明诚之金石录。余则每慨欧、赵二书之有目无文，令人空生无限之怀想。要之，其目录之学乎？洪迈、洪适之《隶释》、《隶续》，只录隶体，不及其他。于体例固然无违，而终有遗珠之憾。虽然，有存总胜无存。有目总胜无目。有文胜于无文。何则？盖因古代文字赖金石而得传久远。古人行事因金石而得见仿佛也。
金石之学，至于有清一代，煌煌炳炳，蔚为大观。赵崡之志三秦，阮元之搜两浙。罗振玉之以收藏研究为毕生之目标，王国维之以甲骨钟鼎为中外比较之利器。毕沅之详志关中，惺吾之访碑日本。纵横捭阖，开前史所无之新境。金石之学遂大显于世矣。
张子华鹏，世居均州。自明季迄今五百余载矣。先世以武功仕宦鸣世，而张子却性喜著述考古。八百里玄岳，七十年光阴，张子出没于其间，升高陟险，甘之如饴。剔藓梯岩，寒暑无间。千年武当之前贤胜迹，碑刻摩崖，巨细无遗，尽入张子之箧笥与腹笥矣。
余观张子之金石研究，不同于前人者有六：张子之金石搜集其收录范围只锁定武当一山。范围明确。搜罗宏富，类型多样，著录准确。可谓独领风骚矣。此其一；张子所锁定之武当山，已然列名世界文化遗产。金石文献为深入研究之重要凭借。其为社会所急需者必矣，此其二。张子之武当山研究成果既有道教建筑遗产之研究，亦有民俗风情之研究。虚实结合，软硬兼攻。此其三。张子之武当山研究，既录地上之石刻文献，亦有水下均州古城之遗迹。水上水下并重，此其四。张子之武当山研究有唐宋以降之山史研究，更有新、旧石器时代武当山早期文明之研究。纵横八百里，上下万余载。此其五。张子既从遗产之角度研究武当山，亦从旅游之角度研究武当山。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多角度透视，此其六。张子之金石录，其大金石录乎？
张子今岁七十有二，犹且耳聪目明，健康乐观。日亲笔砚，著述不辍。可以预期，更多之成果面世。嘉惠世人，其必然也。张子勉之哉，张子勉之哉。
张华鹏先生的武当山研究
喻学才
2012年4月15日
张华鹏，1940年生于湖北丹江口市土桥。大专学历，工程师。现任武当山古建筑研究所所长。张华鹏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均州人。其为人敦朴豪爽，目光远大，不屑屑于世俗之得失。到目前为止，我知道他曾经担任过建筑公司经理。早年主要从事武当山古建筑工程维修设计、施工管理等工作。近十年来，主要从事武当山地方文化的研究。他已经出版了《武当山金石录》、《均州水下文明》、《武当早期文明》、《武当官山文明》以及旅游读物《武当之最》等著作。堪称是八百里武当山的一部活字典。
我跟他的相识，缘于2004年4月的武当山世界遗产保护现状调查之旅。那次上武当山，在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湖北大学弟子万志勇、杨宏斌的陪同下，曾在十堰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袁正宏等朋友的介绍引导下，到张宅做过客。他给我看了他亲手测绘的武当山古建筑图册。以及其他收藏。对这位武当文化的守护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5年4月他曾来南京看我。我和我的朋友王健民研究员等在成贤街工作室接待他。那次来他携来一厚册书稿的打印件，就是《武当早期文明》。我用一个晚上的时间粗粗翻阅一过。感觉他的东西都能落到实处。许多观点很有见地。跟时下动辄数十万言的地对空式的专著迥乎不同。于是乘兴给他写了一首《题赠张华鹏武当早期文明》的诗，诗曰：
张子文携太岳风，琐琐考证兴何浓！
溪涧洞壑正曲折，墓葬宫观见夫功。
考据从来关国运，文章未必等雕虫。
遗产保护浑闲事，岂可乘除一代中！
记得那次他还赠送了一副保存在武当山的慈禧太后手书“岁岁平安”的拓片给我。时间不知不觉又过去了7年，今年四月上旬某日，我突然收到他老人家打来的电话，没有世俗的寒暄。单刀直入地告诉我他有几本书出版了，想寄给我，特来电话落实邮寄地址。几天后，我就收到一个沉甸甸的邮包，打开来逐一浏览。在《武当早期文明》那本专著的前面，他老人家居然把我的并不高明的毛笔赠诗缩微印在扉页上，跟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老主任、著名学者张良皋教授的题词“太岳同登”一前一后，真让我既感动又惶恐。
张华鹏先生成为武当活字典，虽然与他的勤勉和悟性有关。但也与其家世有关。他是明朝弘治年间监察御史张纁的裔孙。张纁字朝仪，明代均州汉江北青塘张家湾人，祖辈务农，家道清贫，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弘治初中举人，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官升监察史。在州城北门街宅南顺街边建立一座石牌坊，四柱三间，高三丈多，额书“豸绣坊”。任御史操守清坚，皇帝赐宅门前树立旗杆，上有刁斗，挂三角龙旗，以示褒奖。据口碑：均州内只此一家宅前有旗杆。张纁晚年告老还乡，居住均州城后营祖宅，为地方做了许多有益事业。明嘉靖中期病故，享年七十多岁，葬于州西南西岗祖茔地。均州乡贤祠内供奉有“明监察御史张纁”的长生牌祭祀。张纁家居均州城后营，位置在净乐宫墙外西北角，东靠净乐宫宫墙。北门街把祖宅分成东、西两大院，北临后营街，南与清代的陈年谷家为邻。 正像张华鹏先生在前言中所自述的那样。这种绵亘500多年的均州本地土生土长的家族背景，使他具有一般人根本无法比拟的地域文化研究优势。加上他天生就对地理历史敏感和钟爱。父亲又是一个熟知地方民俗文化的人。亲戚中许多人都在武当山各宫观出家或做事。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他，看的、听的、接触的常常是古建筑匠师、道家高人和武术高人。这些机缘为他研究武当文化奠定了基础。
张华鹏是一个务实的人，经他的手，纠正了以往武当山研究或宣传材料上的许多错误。如众所周知的“治世玄岳”坊的高度，过去许多报刊杂志都记载为高20米或30米。经他实测，结果发现只有12米高。再如天柱峰明代敕建的石城垣，许多书刊记载其长1500米，经张华鹏实测，发现只有344.43米。又如武当山金殿，过去传说是在南京铸造的，经他考证研究，却发现是在北京铸造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张华鹏因为不满足于大家谈武当山的历史，总是明清长明清短的，好像明清以前武当山没有历史似的。正是这种不满成就了《武当早期文明》这部著作的问世。
《武当早期文明》是一本研讨明清之前的特别是史前史和近7000年历史时期的武当山的专书。作者在这部著作中，通过丹江口水库考古遗迹、南水北调考古的众多发现，勾勒出武当山旧石器时代前的史前史以及7000年来的文明史之轮廓。较之以往谈武当山的文献局限于唐宋明清，无异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部书有对新中国的历年考古发现成果之介绍，有对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巴人、苗人活动的蛛丝马迹的解读。旧石器时代遗址，春秋车马坑，猿人洞的考古发现的揭示，有对武当山、太和山，丹江、丹江口的名称来历的阐释，等等。内容十分丰富。武当山在中国众多的名山中，其名称特别复杂。据张华鹏先生统计，多达100多种。当地至今还保存了“均”这种古老的制陶技艺。作者根据张良皋先生的提示，穷数年之力，研究清楚了均陵地名的来历源于保存至今的古老的制陶业等等。
《均州水下文明》简单的说，就是一本关于被丹江口水库淹没掉的古均州文物古迹的备忘录。据张华鹏先生考证，被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淹没的古均州文物古迹总计有38类572处古建筑群。现存121处，遗址195处；被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淹没256处。二期工程淹没88处。二者相加总共344处，淹没60%。水库一期淹没16万人的民居约7万余间，二期工程淹没10万人的民居，按比例推算又在4.3万间左右。均州民居很多都是明清或更早的古民居。作者将其称为“水下文明”，也是一种充满感伤的命名。当然，这些古均州的文物古迹和数量庞大的古民居遗产，如果不是因为国家建设被淹没在水底，也许早就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或者 建设性需要等借口破坏得更为厉害。比较而言，将其安置在水库的波涛之下，也许是一种理想的归宿。但不管怎么说，丹江口水库所淹没的毕竟是我们的国教——道教的圣地！这个淹没从此使得道教圣地武当山变得永远也不再完整！该书的序言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张良皋教授幽默的预言：将来会有那么一天，水库的历史使命完成后，水下的古迹将重见天日。因此，他说该书的出版是“面向未来，预存欢乐”。该书第一卷卷首绘有《淹没城镇分布图》，下列相关被淹城镇。第二卷卷首绘有《淹没宫分布图》，下列被淹没的宫殿名称位置等详细说明。第三卷卷首绘有《淹没道观分布图》。第四卷卷首绘制有《淹没庵分布图》，第五卷卷首绘有《淹没庙分布图》。第十三卷卷首绘制有《淹没古墓分布图》，第十四卷卷首绘制有《均州水下古建筑存目》。作为一个普通的古建筑技术干部，能有如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撰写这么一本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著作，其精神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武当官山文明》是张华鹏先生的另外一本力作。官山镇是道教圣地武当山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体部分为原始森林，面积约2万多公顷。张华鹏以古稀之年，不计艰苦，历时数年，实地走访，获得许多摩崖石刻、文物古迹的第一手资料。其书著述体例科学，每卷前绘制相关图纸。如道观分布图、庙宇分布图、古道分布图、古墓葬分布图、古涧分布图、古岩庙分布图等等，书末附以金石录。
《武当山之最》截取八百里武当山之具有唯一性的事物，读之可长见识。可供导游人员以及对名山文化有兴趣的读者参考。如《最早的圈地文件》之介绍元顺帝在1337年所发的圈地文件（即《戒臣下碑》）、《最危险的奇观》之介绍武当奇观雷火炼殿、《最早的驻军》之记载唐代在武当山腹心地区设立驻军留下的相关遗迹、《最冤的流放》之介绍屈原被流放武当山、《最早的游记》之介绍《北游记》为最早描写武当山的小说，等等，读来趣味盎然，很有收获。
《武当早期文明》由湖北音像艺术出版社2007年出版。
《均州水下文明》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出版。
《武当官山文明》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出版。
《武当之最》由长江出版社2012年出版。
《2666》，旷世奇书
喻学才
2011年12月15日
接到万象书店王小姐电话，知道智利作家罗伯托。波拉尼奥所著长篇小说《2666》已到货。赶紧取回。迫不及待地开始阅读。
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no，1953—2003）出生于智利，父亲是卡车司机和业余拳击手，母亲在学校教授数学和统计学。1968年全家移居墨西哥。1973年波拉尼奥再次回到智利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却遭到逮捕，差点被杀害。逃回墨西哥后他和好友推动了融合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街头剧场的“现实以下主义”（Infrarealism）运动，意图激发拉丁美洲年轻人对生活与文学的热爱。1977年他前往欧洲，最后在西班牙波拉瓦海岸结婚定居。2003年因为肝脏功能损坏，等不到器官移植而在巴塞罗那去世，年仅五十岁。
波拉尼奥四十岁才开始写小说，作品数量却十分惊人，身后留下十部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三部诗集。1998年出版的《荒野侦探》在拉美文坛引起的轰动，不亚于三十年前《百年孤独》出版时的盛况。而其身后出版的《2666》更是引发欧美舆论普遍的好评，均致以杰作、伟大、里程碑、天才等等赞誉。苏珊•桑塔格、约翰•班维尔、科尔姆•托宾、斯蒂芬•金等众多作家对波拉尼奥赞赏有加，更有评论认为此书的出版将作者带至塞万提斯、斯特恩、梅尔维尔、普鲁斯特、穆齐尔与品钦的同一队列。
《2666》由青岛大学外国语学院赵德明先生 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分别讲述了五个独立又彼此呼应的故事。第一部分《文学评论家》讲述四个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文学评论家，因为都在研究一位德国作家彼此成为朋友，并进而成为情人的故事。第二部分《阿玛尔菲塔诺》是举家迁居到墨西哥的智利教授的故事。第三部分《法特》，讲的是一位纽约《黑色黎明》杂志的黑人记者，因同刊的拳击记者遇害身亡，接替那人来到墨西哥报道一场拳击赛的故事。第四部分《罪行》看似警方档案，因为按时间顺序记录了自1993年1月到1997年12月，每月甚至每周发生的一起或多起杀害妇女案件，简明扼要。第五部分《阿琴波尔迪》回归开篇引入的悬念人物，他出场了。这个部分甚至可作为独立的历史小说阅读，讲述了阿琴波尔迪的一生。
小说的题目作者在小说中则只字未提。
这部小说真是一部旷世奇书！
首先因为作者全景式叙事的结构史无前例。读这本小说，感觉就像看球幕电影一样。他所给予读者的视野全景式的。以往的作家无论他如何伟大，在他们的笔下没有如此宏阔的视域。如巴尔扎克，也只是对欧洲资本主义的描写。本小说的空间背景则涉及地球上多个国家十分广阔的世界，在世界小说史上属于创举。
其次，这是第一本首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对整个人类的小说。在此之前，宗教家在他们的理念世界里，曾把目光投向整个人类，或者说芸芸众生。例如释迦牟尼所倡导的众生平等。但小说家没有过。小说作者把同情的目光投注到社会下层无助的群体。同时也冷静地在关注着那些借助手中的权利、金钱以及科学技术手段疯狂地掠夺他国和他人的资源以损人肥己的所谓先进国家和成功人士。。
最后，作者对丧失理性的人类错误的发展理念敲响了丧钟，这种深刻，也是史无前例的。作者深刻揭露了当代世界各国的既得利益者用种种欺骗的手段，花言巧语地欺骗其国民，而本质上都在干损人利己的勾当。通俗的说，就是这些人都在做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勾当。可悲的是，这些所谓的强者同样要自食其苦果。因为地球正在他们的肆意糟蹋中接近毁灭。
作者象一位先知，冷眼看着今日之地球人之宛如脱缰的野马似的非理性发展，他似乎已经看清楚，这样下去的结果是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地球将成为不适合人居的一颗垃圾星球。
2666年，当然是一个模糊的暗喻。人类由于其自私和贪婪，毁灭自己也许要不了那么多时间。
清代中国南京籍作家曹雪芹所创作的《红楼梦》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罗伯托。波拉尼奥的《2666》是否也可以称作今日地球人类的一曲悲歌和挽歌呢。
读《纳棺夫日记》
喻学才
2011-10-1
今天光顾久违的草堂，读了一本日本小说《纳棺夫日记》，作者青木正门。是一本关于死亡问题和终极关怀的中篇小说。感觉颇为震撼。
“纳棺夫”是日本的名词，与中文的丧葬师一词大体同义。这本小说的可怖可爱之处在于他是以作者直接从事丧葬工作的特殊经历为背景。一般来说，世人都忌讳谈与死亡相关的事情。而尤其是殡仪馆的工作，在东方汉文化圈国家和地区，更是不愿意被提起。从事该项工作者，都不肯公开自己的职业。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受歧视的职业。但作者却坦坦荡荡地将他的令人不快的工作堂而皇之地写成小说。这是该小说吸引我的第一点。
日记的主人是大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工作才从事该行业。小说中自然写了他刚刚从业的惶惑和难受。忍耐和煎熬。家人的反对，亲族的绝交。他坚持记日记，记着，记着，他的日记便越来越超越于日常例行公事的流水账式的重复，而是展开他关于死亡的哲学、宗教的思考和体悟。如果不肯深入思考人生和人死的意义，青木正门也许就和众多的同行那样，只是将该工作当做赚钱谋生的手段而已。但他却不同，在世人的歧视下，自己却能理直气壮的工作，兢兢业业地工作。结合工作，他阅读宗教著作，阅读哲学著作，阅读科学著作，阅读文学著作，思考死亡的哲学问题，思考死亡的宗教问题，思考死亡的科学问题，思考死亡的文学问题。因此，他这本日记便具有了空前的人文底蕴和强烈的美学色彩。自古至今，谁能把成天与尸体打交道的工作写得如此富有诗情禅意？这是小说最吸引我的地方。我国古代哲人庄周有言，道无所不在。瓦砾中，粪秽中，都有道。从这本小说中，我找到了一个新的注脚。
这本小说虽然一大半时间在谈死亡哲学和死亡宗教，但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仅仅是本着对人的关心才写这本书的。因此，书中绝不使用佛教术语。他谈的哲理没有那么多枯燥的概念，有的只是直觉与感悟。比学者们在概念里兜圈子写成的东西有趣多了，好读多了，也受益多了。
我们这个世界，随着高科技的进入日常生活，人们普遍在意人生的问题，而罕见思考人死的问题。人类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短视，越来越缺乏同情心。发达国家利用高科技制造先进武器，出卖先进武器，挑起战争，以杀人越货为乐。欠发达国家贪腐公行，少数既得利益阶层掌控着国家机器，肆意鲸吞国民创造的财富，漠不关心国民的生死。如此等等，令人悲哀。这些所谓的强势人物如果能读读青木正门的这本堪称经典的关于死亡意义的小说，也许会有所触动。
小说告诉读者：每个人死亡之前都会看到那种不可思议的光，就像宇宙间星球爆炸诞生新星球之际也会出现那种不可思议的光一样，即使尸体腐烂变成的蛆虫，也会放出这种不可思议的光来，这是对个体生命的往生状态的绝妙说明。也是一种尊重。
这也许就是释迦牟尼所说的众生平等吧。
曹诗图教授评《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名胜区建设》喻学才转 2011年6月22日
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的力作
——《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名胜个区建设》评介
曹诗图
今年中秋节期间，我有幸阅读了喻学才教授等撰写的《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名胜区建设》一书。该书由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系国家文物局人文社科十五发展规划重点研究课题“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名胜区建设”的结题之作。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篇；下篇是风景名胜区建设主旨篇。上篇共11章，对“文化遗产”做出了新的定义；创建了价值构成、价值评价体系、评估准则、评价程序。引证了相关案例；介绍了我国文化遗产危机的历史背景、中国历代以来的遗产保护传统，以及欧洲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经验；回顾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并提出了开展文化基因组工程等若干决策性战略和策略建议。下篇7章则探讨了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阐述了彼此之间如何互动、存在怎样的矛盾 ，以及如何化解的指导思想、途径和方法等。作者从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资源开发结合的层面，从文化理论（如文化基因论）的高度，围绕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大手笔地展开论述，观点新颖，见解独到，论述精辟，思想深邃，文笔生动，是一本系统论述文化遗产吧傲虎与旅游资源开发问题并具有较高学术品位的优秀著作。
纵观全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重视。
一、研究意义重大
“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名胜区建设”是一个非常好的论题，研究意义重大。迄今为止，我国共有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77处，几乎覆盖了80%的文化遗产地。至于省级、市级的风景名胜区就更数不胜数。由于基本的理论问题没有弄清楚，影响遗产保护的主因没有弄明白等原因，文化遗产资源在旅游开发中遭到严重破坏，风景名胜区建设出现空前的“城市化”、“公园化”、“商业化”、“人工化”的“四化”困扰。笔者曾经在《经济地理》2003年第3期上发表的“论文化与旅游开发”一文对这种把“传家宝”当着“摇钱树”的“错位开发”现象进行了尖锐批评，但未能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长期以来，真正从理论上研究文化遗产与风景名胜区建设问题的学术著作十分少见。有幸的是，我们今天终于盼到了这样的优秀著作。《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名胜区建设》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层面，系统而深入地论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名胜区建设关系的问题，为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风景名胜区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在学术上可谓功莫大焉。
二、学术富有创新
《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名胜区建设》学术观点新颖，不人云亦云，见解独到。作者阐发的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如书中对世界遗产定义提出质疑并提出新的遗产定义建议，作者界定新的文化遗产的理念突出了“文化基因” 的内核，指出文化基因与生物基因的相似性、差异性和相关性，指明文化基因的客观存在性、可识别性和具有巨大的潜在社会经济价值；首次尝试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总价值进行评估，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提出了初步的体系，为我国科学的遗产评估体系的进一步建构提供了雏形方案；通过总结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经验，提出若干决策型战略和策略建议，例如，提出了不失时机地开展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工程”等等；对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名胜区建设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于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关系、旅游资源与风景资源的关系进行了廓清，如此等等，书中充满许多新颖的学术观点，论述颇有见地，读之令人钦佩和赞赏。
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关于中国古代遗产保护传统的研究，全部用史料说话，结论严谨，令人信服。且为迄今为止无人涉足的领域。其所开辟的当属遗产史学的新领域。因此更显难能可贵。
三、著作可读性强
《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名胜区建设》洋洋三十余万字，是一本颇具学术含量的专业著作。一般来说，学术著作的文字比较晦涩，难读费解。由于作者喻学才教授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力和非凡的文学素养（他是一位学者兼诗人，曾经出版过个人诗集），他主撰的这本学术专著，文笔凝练、生动，论述深入浅出。作者率真的个性、丰富的情感和流畅的笔调，使著作增色不少。阅读此书，轻松、愉悦，令人爱不释手，回味深长。此外，该书史料丰富，资料翔实，案例较多，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笔者认为，这种颇有文采、可读性强的学术著作是当今学界十分难见的。
总之，通过《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名胜区建设》的阅读，读者可以深深感受到作者非凡的学术眼光、独到的理性视角、深邃的学术思想、深厚的文化功力和率真的思想情感。
作者简介：曹诗图(1954-)，男，湖北宜都人。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旅游开发、旅游文化和人文地理研究。电子邮箱：caoshitu2006@126.com
通讯地址：武汉市青山区建设一路：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邮编430081
南怀瑾先生诗词意境蠡测
喻学才
2011年2月1日
最近，本人有幸拜读了南怀瑾先生的《金粟轩纪年诗初集》。随手札记，成小文一篇。发表在此，与同道分享。
一 、身世里贯及生平概略
南怀瑾先生的故乡在浙江乐清南宅。（《金粟轩纪年诗初集》第一七九页《掩关集》）。其《初夏之夜》诗曰：“壮岁举轻天下事，扬鞭谈笑薄皇王。中年敝屣空桑约，大隐尘嚣醉梦场。萍梗有情悲浩劫，孤邛无计涉沧浪。燃灯默尔思前度，惆怅重来奈夜长。”这首诗等于对他自己人生的壮岁和中年做了个简单的总结。其时当在六十九岁时。诗人古稀之年仍然怀念乡国，“层楼极目望天涯，望极天涯不是家。”（《冬夜随笔》）“一念关情天下事，尘心不了滞飞升”（《辛酉阳春》）。由于政治分隔的历史原因，先生在大陆和台湾有两个家庭。这些家事在诗集里也偶有反映。如《初冬送长女可梦赴美国》（《海东集》，第一五四页）《得长幼二女旅美来书》（《海东集》，第一五六页）。由于有此特殊的人生经历，他在诗中慨叹自己是“无家无国”之人：“三十年来一梦余，无家无国已堪吁。而今几度思前事，万里云山似画图。”读之令人落泪。（第一五六页）先生早岁在家乡求学，青年阶段在国民政府任职，于云南边陲组织军垦。后弃职读书，入川藏求道，研修佛学。一九四九年随例去了台湾。开始选择招聚生徒传播国学的弘法大业。第一部著作为《禅海蠡测》。出版于一九五五年。后又赴美。七十岁后移居香港。二零零六年后，寄居江苏太湖之滨。迄今为止，先生有著述数十部。旁涉三教。领域之广，见解之精，为前古所无。期间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曾为家乡捐资修建金温铁路一条。亦自古以来我国学林之奇事。此则先生身世之大略。
二、个性和情趣
南怀瑾先生有三大特点：一曰爱干净。即洁癖。一曰好学问。一曰悲天悯人。悲天悯人的特点留在后面说。他在六十六岁时所写《自笑》两首，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自己好学和爱干净两个特点：“自笑平生洁癖忙，命该浊世一身藏。原知净秽皆非相，却喜莲泥梦叶香。”（其一）“自笑平生好学忙，老来情趣更荒唐。围绕万卷无书读，翻教儿曹满纸抄。”（其二），诗意明白如话，不需解说。先生好学，似出天性。其《讲孟子课毕夜归静起》云：“静夜清思忽到明，市朝嚣杂闻人声。”（《海东集》，第一五六页）。先生为人十分独立，不肯俯仰随人。其在诗中自述“不惯依人输老拙，岂能随俗强悲欢。”（《掩关集•丁巳中秋关中有寄》）。先生志向高远，绝不做第二流人物。其《夜吟》诗云：“万古千秋事有愁，穷源一念没来由。此心归到真如海，不向江河作细流。”（第一六四页）先生能随遇而安。他的学生锺某自美国来信了解学成回台湾平安与否，他作诗回复：“人间何处无芳草，随地归来便有山。岂是林泉留不得，只缘心自未能闲。”（第一六五页），先生喜欢自己掌控时间，最能领悟闲暇的滋味。有诗云：“浮生自苦不从容，睡起依然日又红。贫富不知闲是福，几人肯唱大江东。”（《无题》）”先生天性诙谐，曾有《答留美学生为求婚事来书乞助》诗云：“万里求书为爱情，老师无计说娉婷。何如取读浮生记，自唤心魔好梦醒。”先生喜咏史，更喜谈禅。谈禅诗留后讨论。此处只论其咏史诗。如《书越世家后》就是一篇西施咏。诗曰：“玉颜不意自成名，当日那知事重轻。存越亡吴论功罪，妾身恩怨未分明。”《审阅硕士研究生写清史论文后批语》则分明就是一篇爱新觉罗家族兴衰史评：“寡妇孤儿自入关，便宜占尽此江山。竟然二百余年后，母子君臣出塞难。”先生的咏史诗意在言外，有含蓄不尽之意。西施一首实际上提出了历史人物评价的复杂性以及成名的偶然性。咏清史一篇则揭示出历史的因果轮回。皆属耐人寻味之韵文。
先生的诗中常常出现如下意境：“不住红尘不入山，红尘青琐却相关。有时尘视三千界，四顾苍茫两仪间。”这就是文章后面还要专门提到的世外高人形象。《春梦》：“春风吹绿梦平芜，云月溪山似有无。窥阙篝灯夸一统，渡河筹策犹三呼。长途疲马惊新辔，短鬓催人号老夫。行遍天涯真倦矣，童心揽镜愧今吾。”此则是本文后面将会说到的世间志士形象。
三、学诗经历与嗜诗习性
先生在一九八七年为其《金粟轩纪年诗初集》所写《自序》显示：先生是一个十分喜好韵文特别喜欢诗歌的人。他自少年时代即曾广泛阅读历代名家诗集。儿时曾从童蒙老师朱味渊那里学诗，成人后又曾向四川前清遗老群学诗。但据他自序，袁焕仙老师对他诗学进步启发最大。他曾自述：十九岁时“喜舞文弄墨”。（卷首《简朱筱戡兄于南京》作者自注）南怀瑾先生性喜为诗，屡屡见诸篇章，如他七十岁时收到老同学也就是朱味渊老师儿子朱筱戡寄来的祝寿诗，他一口气和了四首。在题目中，他就明确说自己“不觉旧习复发，立成四律。甚矣慧业之难除也。”（第二零一页，《美京集》）
四、自述学识及人生志气
先生志在救世。但天性不习惯俯仰随人，故选择了读书穷理，布道救国的道路。但在其人生的某些时刻，由于机缘触动，他也曾犹豫，对于自己未能以立功的形式救世感觉遗憾。因为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古老的价值观影响甚深，首选的成功道路是立德，其次立功。第三才会选择立言成功的道路。因此，尽管南怀瑾先生著述等身，名满天下，仍然不时有遗憾之感，见于诗歌的如《丁巳冬至后两日》：“竟日经书注意寻，天人三籁闻清音。夜来起把吴钩看，辜负平生救世心”。学者南怀瑾六十年来身边弟子成群，趋奉有人。俨然一当代孔子。世人自然不会认为他有寂寞之感。但作为诗人的南怀瑾他是寂寞的。我们只需读读他的《随口歌词》中的自画像就知道了：“朝阳升，华灯上。十二时辰廿四时。何事劳劳，为谁碌碌。片刻光阴少自私。 寂寞情怀，百无一可。倦覆来书懒作诗。每自问，为何如此？壮气消磨老可知。”（第一九二页，《掩关集》） 一种找不到对手的无奈，一种没有知音的寂寞，深深地折磨着他。所以他把全副心身都放在读书修行，超度世人上。此种寂寞，不知地藏菩萨乃至诸佛菩萨在热心救度众生过程中是否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斯乃先生自书于台湾寓所会客室之对联。其时大约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此非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者断难说出。
“以亦仙亦佛之才，处半鬼半人之世。治不古不今之学。当谈玄实用之间，具侠义宿儒之行，入无赖学者之林。挟王霸纵横之术，居乞士隐沦之位。誉之则尊为菩萨，毁之则贬为蟊贼。书空咄咄悲人我，弥劫无方唤奈何。”（《狂言十二辞》）数语刻画出南怀谨先生鲜明的个性、广博的学识以及内涵丰富的风格。“人乞祭余骄妾妇，我惭车迹有王侯。”（《书<孟子• 离娄章>后》，）诗人对五浊世界感觉难以忍受。他的态度和行动是“不堪五浊终难忍，拔脚迟疑急走过。”（《掩关集• 惆怅》）
诗人的用世之志，救世之诚，始终未曾离他而去。七十三岁时，他在《偕傅洪等过中坜观音乡观海》中写道：“亿兆苍生犹涕泪，百年身世太伶仃。临歧怅望东西海，迭影层波念未平。”（第一九二页）。他总是把自己和亿兆苍生摆放在一起。他在诗中说自己“少小心雄百万师，却惭文史掩男儿。”（《夜读书怀》第三十-三十一，《海东集》）。四十八岁那年，他写了一首《庚子二月漫步台北南门古城楼》：“宝马香车不再逢，剧怜蜗角大王风。浑忘东汉中兴主，却是南阳田舍翁。名士新亭悲往事，英雄淮海泣途穷。何如别有千秋业，尽在箪瓢曲肱中。”于此诗可见诗人的价值观已定。对著述讲学传道授业这一千秋大业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所谓千秋业，即圣道，或曰圣贤学说。是一个包罗三教或曰整个传统文化的系统国学世界。
由于涉猎广泛，见解独到。他的诗出口就高人一等。例如，他的《自题论语别裁初版》诗云：“古道微茫致曲全，从来学术诬前贤。陈言岂尽真如理，开卷倘留一笑缘。”（第一五五页，《海东集》）。古代经典，经他一读，就有己见。由于悟性过人，他也就比常人多许多层次更深的寂寞。如他在《自笑》中写道：“自笑年来似小孩，欲求入梦梦难回。而今真悔当时觉，不醒应无百事哀。”。此即屈原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之意。不过，就诗意而言，和楚辞的风格已然不同，其用笔腾挪变化，需费些心事才能读明白。他的诗歌有时也直截了当，批评为名利思想束缚的“仙佛侣”：“人生俗病最难治，俗气从来无药医。纵使出尘仙佛侣，空花空果觅东西。”无大见识者是不会如此直白的。“自怜独木支巨厦，眼底园林是嫩枝。”（第一三四页《随笔》，《海东集》），写于一九七二年的《新春贺柬》（见《海东集，第一三六页》）：“故我依然带发僧，不期北秀与南能。漫天桃李春无尽，万象光中续慧灯。”则一个以弘法育人为己任的人天大师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了。
五、风格与意境
微言而隐志其事之动于情者
南怀瑾先生的诗词风格谓何？他曾夫子自道有“微言而隐志其事之动于情者”之特点。这个特点如果分开说，则有两层意思。一是“隐志其事”。记事为史，记情也是史。这是指诗歌内容的真实性而言。二是“微言动于情”。佛陀本是多情种。先生的诗实乃真情之诗。这种真情，集中随处可见。说详后文“如来本是多情种”部分。所谓微言，即孔子作春秋所确立的微言大义之著述原则。合而言之，先生诗词所纪之事情真实，所抒发之情怀真实。所营造之境界真实，但其遣词造句则追求含蓄，一般不做直露表白。他的一些咏史诗纪实诗，言情诗。都需要结合他的身世时代，在文字之内和文字之外两个方面去多方求解。
从其自序看，他不太看重那些谈禅和论理的诗歌。但他性格又耽嗜禅道，生活中常日与之打交道且能乐此不疲。故诗集中还是自觉不自觉的保存了不少谈禅说理的作品。他说自己“性乐旁骛多门，不拘一格。”“放荡不羁于律”。可以视为南怀瑾诗歌的第三个特点。而“多杂禅道门中蔬笋语”虽为先生自谦之说，也确是先生诗最突出的特点。或者说是中国二十世纪诗人群中一个独有的特色。
先生的诗歌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特别是论史类的作品，极富此种“微言而隐志其事之动于情者”的特点。如《甲子元旦之夜》：“又是阳回甲子时，漫将世事再寻思。群言楚汉纷争史，我读天人交战诗。八十余年谁误国，百千论议半愚痴。纵横残局旁观手，收拾楸枰下子迟。”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八四年，刚好一个甲子。作者站在局外旁观，俯视楚汉纷争，但并不明白发表意见。盖因历史还正在前进途中。但“天人”二字实为春秋笔法。八十余年谁误国，这个问题留待后人去评说吧。
先生的心胸，他曾在一首题为《感事》的诗中透露说：“入世早知多俗累，绝情未必不荒唐。愿将大士瓶中露，洒作人间救苦方。”（第一四四页《海东集》）。又，《辛亥母难日》（第一三三页，《海东集》）诗中有句：“幸得菩提随地长，故留苦海作航船。”可见，南怀瑾先生是以弘扬传统文化，不使斯文断绝为己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救世的。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不能算治世。或者干脆说就是一个乱哄哄的乱世。国民饱受战乱之苦，独裁之苦，传统文化被毁灭，民族正气遭摧残，为千古以来所仅见。如此乱世，自然呼唤救世人。南怀瑾先生选择了与自己天性相近的方式救世。
如来本是多情种
先生乃深于情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身似空花终幻谢，情恋浮世竟难更。”（《讲孟子课毕夜归静起》）。“吾心何事长忧患，只为苍生感泪多。若使此心齐放下，更无遗憾看娑婆。”（《检拾佚诗•无题》）他曾含蓄批评统治者“筹策每忘天下利，兴亡都在两田中”（《检拾佚诗•壬子秋书感中日断交事》）。将争斗双方喻为农民争地。暗喻境界不高。“古今中外，文人多少，只有一根肠，不是悲愁没好句。些微细节写千行，这便是文章。”（《白话小品》）。“独坐清斋意可通，明窗天宇有无中。个中消息无多子，情到真时恰是空。”（第四四页《诗思》二首之二，《海东集》，）他的诗集中经常可以读到充满深情的诗篇。如：“一自魂销那壁厢，梦回苦海总茫茫。灵山乞得无心药，便是人间离恨方。”（《西行集•有寄》）此即佛经中所云爱别离苦境界。“吾心何事常忧患，只为苍生感泪多。若使此情齐放下，更无遗憾看娑婆。”（《无题》）“疏懒半缘尘俗累，劳愁多为故园生”（《丁未岁阑酬诸方贺柬》）此即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之忧国忧民的情怀。《首途赴美》：“不是乘风归去也。只缘避迹出乡邦。江山故国情无限，始信尼山输楚狂。”其时先生在台北讲学，户外履满。听众中有当朝显贵，文职与武职颇多。而其时当局颇有猜忌，先生为避祸计，乃远走美国。《得蜀中故人子女信口号》：“四十年前西蜀，恩情辜负何多。干戈丛里，死生离恨，处处闻悲歌。 行遍天涯我亦老，海山回首南柯。大地还生春草，人间电掣风摩。浮世泪婆娑。”《忏摩》：“七十年来春梦尘，四恩未报客心惊。云山家国愁千结，未转金轮愧此身。”其七十岁时童年好友、业师朱味渊长子朱璋寄诗贺寿。南怀瑾先生不觉旧习难改，立成四律。其自注明白说贺诗四首“但抒怅触情怀已耳”。见《丁卯六月初旬深夜治事方毕，取和朱璋筱戡世兄遥寄七十祝寿诗，不觉旧习复发，立成四律。甚矣，慧业之难除也》。
“他方羁旅愁千迭，家国情怀感万重。”（《美京集•悼朱生文光》）应该是古稀之年南怀瑾先生的心情之真实写照。虽悼弟子，实乃自悼。
南怀瑾先生六十五岁时的心情如何？我们可以读读下述诸篇。“为圣为凡两不宜，最难忍耐是愚痴。更多人我山头立，自误聪明总不知”。（《丙辰腊月始，即在台北市内寓楼掩室三年，于入关前得学人来书感作》），诗人从政界人物山头林立，自误聪明的愚痴行为感觉叹惋和无奈。《丙辰冬月午夜定起书二偈》：“忧患千千结，山河寸寸心。谋身与谋国，谁识此时情？”丁巳年他的生日（南怀瑾先生习惯称生日为母难日）阅报知大陆旱灾，他赋诗一首记录当时的心境：“思亲飞梦到家山，手自焚香泪自潸。化作慈云功德水，春雷普护透重关。”博爱之心，令人动容。由对老母的思念，联想到用自己的方式解救大陆的旱情。（《丁巳母难日阅报知大陆旱灾》）
他阻隔在大陆故乡温州的儿子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九七八年来信，接信后他写了一诗：“一世人如两世人，全家十口四方分。卅年多少冤魂泪，况有哀鸿隔岸闻。”（《掩关集• 戊午秋杪得次子小舜自故乡家书》）写出了台海两地阻隔卅年的感觉。作者想到的是众苍生，而不光是自家的骨肉生离之痛。改革开放前，温州为对台前线，军事重镇。限制诸多，老百姓苦不堪言。故诗中有哀鸿隔岸闻之说。此即佛教大我之境。
“去国原知万事空，几人歌哭九州岛同。多才已自为身累，肠断沧溟魂梦中。”（《掩关集•闻张嘉逸仙国大秘书在美逝世》）虽哀人，亦自哀。虽掩关读书，心仍系国家民族。“天下心忧久怆神，人间见说又新春。”（《春夜》）
先生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与发妻暌隔三十余年。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先生却并不强调客观，而是主动抱愧。他在《辛酉端阳前五日答内书》中写道：“漂泊平生负孝慈，劳君艰苦费撑持。辜恩有愧难为报，松柏春阴应较迟。”（第一八三页）其《和马星野乡长谢诗》：“客路难安身幻寄，故园苦忆菜根香。”“新亭家国愁千迭，旧史兴衰字数行”（第一九零页）故国故乡之怀念，读之令人动容。诗人在《夜释老子》一诗中写道“挑灯夜释函关传，掷笔翻疑作者痴”。其实，这是一种加一倍写法。诗人自己又何尝不痴？不然，何必在这五浊世界里受慈悲烦恼的煎熬，为普度众生而昼夜辛劳？余论诗主一“痴”字。南怀瑾先生诚天地间大痴人，真情种，活菩萨。细读其诗，自不会以余言为谬。如写于四十二岁的“苍茫四顾苍生泪，何日人归浮海船。”（《癸巳母难日》）
富于禅机，痴愁、诙谐并存。这也是先生诗词迥异于人的地方，如《道情》：“年少由来梦想多，壮怀又觉奈愁何。老来识透人间世，万事都缘自着魔。 名利场，起干戈。风涛险恶乱心波。古今上下三千界，刍狗生灵为恁么？” 一九八七年南怀瑾先生应星云法师之请，为佛光山所题诸联，极富禅机。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话人人只会说；有求皆苦，无欲则刚。奈何个个尽迷途。”“人生是梦，说梦那知仍呓语；世间多假，弄假谁能不当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看的破而放不下；善有善报，恶有恶果，讲的好却做不来。”这些联语不是一般寺庙楹联所具有之境界。其妙全在把高深真确的佛理和世人的行为做对比。形成强烈的反差。其过大西洋赌城诗中有句云：“何必赌城始论赌。人生都是赌输来。”《道出大西洋赌城》）十分警策。想那古今中外，王侯将相，平头百姓。又谁能逃脱生老病死的铁律？争名夺利，不死不休！我敢说这样的句子从古到今无人道过。写赌城拉斯韦加斯的诗歌，肯定不会有第二人能写出这样的境界。他的诗歌随处可见的禅机，决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根于他的博览兼通，大彻大悟。如《随口吟》：“身入名场事可怜，是非竞斗奈何天。看来都是争人我，无我何妨人尽贤。”此诗虽明白如话，但其意境前人绝无道过者。其《示学人》：“身衰方急求丹诀，事到穷途觅佛缘。大抵世情都短见，不知人道不知天。”此诗十分警策。道行高深的人由于平素有扎实的修行功夫，遇事能从容对待。盖因心有所主。而平素不读书，不修行的人，心无所主，一旦事来，手忙脚乱。
“一支开向百花头，舒展临风总自由。多少寻春来往客，随人指点说沉浮。”此亦《闲居杂咏》之一。另一首更精彩：“勘破荒唐是大雄，开怀一任往来风。多情原是菩提种，人在圆明微笑中。”他的《理发师劝染发戏作》也是充满生活情趣和禅趣的诗歌：“世人多畏发初白，却喜头颅白似银。免去风流无罪过，何须装扮费精神。渐除烦恼三千丈，接近仙灵一性真。对镜莞尔还自笑，依然故我我非新。”诗人一片天真对世人。和蔼可亲。诙谐风趣。
多情红尘过客，寂寞世外高人
通读南怀瑾先生一九八七年以前的诗，也即金粟轩初集所收录的诗歌，我脑子里经常交错出现这样两个形象：一个是寂寞的世外高人，一个是伶仃的红尘过客。但这红尘过客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尽力救助。这种感觉从先生分别写于十四岁和十九岁时的两首少作即可看出端倪。
在《金粟轩纪年诗初集》卷首录有先生十四岁、十九岁时的两首七言绝句。
西风黄叶万山秋，四顾苍茫天地悠。
狮子岭头迎晓日，彩云飞过海东头。
（《 暑期自修于井虹寺（政洪寺）
玉溪书院早归》）
秋水伊人消息杳，江湖作客马蹄轻。
秦淮风月西湖柳，一样飘零太瘦生。
（《 简朱筱戡兄于南京》）
粗粗一看，不觉得特别引人注目。但当我第二遍展读斯集时却发现不能轻易放过这两首少作。按照常情，大凡诗人结集，往往会悔其少作，弃之不顾。那么南怀瑾先生为什么独独珍惜这两首少作而且置诸书首呢？我的理解：这两首七绝分别写出了南先生精神世界的两个侧面：一是放达。二是深情。一种是哲人的放达情怀，一种是诗人的救世热情。前一首，是哲人的情怀。后一首是诗人的气质。前一首刻画出一个执着于世界本原的探索者思辩者的形象。后一首则勾勒出虽作客江湖但仍时时关注人世的真情书生的形象。
先生真天生之布道贤哲。我们读他抗日战争前期带兵垦边时的诗歌感觉尤其强烈。在那段时日，他心情也有十分得意的片刻。如：“乱山重迭静无氛，前是茶花后是云。的的马蹄溪上过，一鞭红雨落缤纷。”（《西行集•过蛮溪》）完全是云南边陲如诗如画的境界。作者快乐的心境与身边的风景水乳交融，情景两浑。但这样的时候不多。当我们读到《务边杂拾》诸绝句中的“东风骄日九州岛忧，一局残棋尚未收”。“挥戈跃马岂为名。尘土事功误此生。何似青山供啸傲，漫将冷眼看纵横。”等诗句时，一个急于从名利场中抽身，渴望“漫将冷眼看纵横”的学者形象已经跃然纸上。南先生的诗词，若从大处区分，可以分为热心感众生和冷眼看三界两大类。或者说，南先生的诗歌总能在积极救世、冷眼观世的冲突中达成和谐。
通观南怀瑾先生的诗集，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痴愁和寂寞笼罩全书。和历史上善于写愁的诗人相比，他的愁不是孟东野式的酸寒之愁，也不是李后主式的绝望之愁。他的愁是一种得大解脱后的悲天悯人之愁。或者说就是一种特有的禅师之愁。在中国古代的禅师中，拿诗做禅悟的凭借，是普遍的现象。但终生以禅悟之眼光，悲尘世之苦难。念兹在兹，则为中国自古诗人队中之唯一人物。生活中的南怀瑾予人以智慧洞达、诙谐幽默的感觉，（我未与先生谋面，感觉从演讲著作中来）但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则是永远寂寞。永远的痴憨牢愁。（感觉自诗词中来。）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跟他完全共鸣。他所读书之广博，所修持工夫之深厚。所立志向之高远。所择人生道路之奇特，四者合一，旁顾寰宇，谁能望其项背？我们看先生近年来在太湖大学堂讲课期间不时批评听课的博士、教授们国学素养不够。我完全能理解。二十几岁时就闭关读《大藏经》，这样的读书人在僧俗两界能找得到吗？何况他后来还几次掩关读道藏，读四库全书，读古今图书集成。这样的读书种子，不仅在今后的娑婆世界里很难再见到，就是在过去这个世纪的中华大地，也是一个并世无两的独特存在！
南怀瑾《游台北观音山》：“入山何处白云深，多少迷途苦觅心。却喜闲身无一事，巉岩独坐听鸣禽。“这是世外高人的闲雅。”飘零故国三千里，潋滟心光色界天。一笑疑云疑雨散，菩提已熟许多年。“（《一笑》）。按编者将此诗归在一九五三年也就是作者三十五岁那段时间。诗句透漏的信息告诉我们，南怀瑾先生参悟佛法，得到验证其时当在三、四十岁的光景。
他感慨自己“云月溪山知己少，经纶天地霸才空。”（《戊戍元旦书感》第三十七页）“泠泠天风吹袂单，惺忪手把斗牛寒。五千年事三千界，尽作南华一梦看。”（《闲居杂咏》第三十九页）
这就是南怀瑾，这就是南怀瑾的诗词，别人学不来的。在整个中国二十世纪的诗坛上，只此一家，只此一格。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七日晚至十八日，初稿于 楚雷宁雨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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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无能子》
喻学才
2010年5月13日
《无能子》是中晚唐时期的一位有学问的隐士所著之书。他的主要价值是哲学思想，在唐代哲学思想史上有位置。他的思想和黄巢、王仙之等农民起义的思想是一致的。其价值在此。其书明自然之理，极性命之端。自然无作，性命无欲。略礼教而外世务。
一
无能子书第一篇名曰《圣过》。就是一篇批评人类文明的理论文字。和先秦时期的老子庄子的著作相似，十八世纪欧洲哲学家卢梭的《爱弥尔》所阐述的文明观和无能子十分相近。大意说，人类文明每前进一步，自由便少一分。其《圣过》一篇，等于现代人眼中的一篇《进化论》。其进化阶段约略可分：第一阶段人和万物一样“任其自然，遂其天真，无所司牧。”第二阶段，人类开始发明工具，可以限制鸟兽自由（指狩猎）和播种五谷，发明工具，建造房屋，规范婚嫁，明确活养死葬等社会习俗。第三阶段，设置爵禄以升降其众。人类之内部竞争心被激发出来。第四阶段，设置刑法以止争息斗。作者无能子认为：“自然而虫之，不自然而人之。强立宫室饮食以诱其欲，强分贵贱尊卑以激其争，强为仁义礼乐以倾其真，强行刑法征伐以残其生”。他认为这样的进步是“逐其末而忘其本，纷其情而伐其命。”其理论高度没有超越老子庄子，和约略同时略早于他的柳宗元的《封建论》的高度不是同一个高度。柳宗元的立论是肯定社会进步。而无能子的立论是否定社会进步。柳宗元肯定人欲的健康引导，无能子则主张人欲应该让其保持原始本真状态。如此，无能子的价值充其量只是对社会的批判。并无建设性的贡献。
二
《明本》是无能子著作中第二篇，这一篇实际上是在张扬一种认识：人生在世，应该明本。什么是“本”？“本”就是道,就是客观规律。这种道，不是具体可以把握的东西，它具有“取之不有，藏之不无”“大之可以包天壤，细之可以入眉睫。”人分两种，即“明之者”和“昧之者”。:其中不能悟道的那种人即昧之者是多数.这种人“嗜欲是驰，耳目是随，终日妄用，不识不知。”悟道的人即明之者分两种：一种是隐士，这种人“专其根而独善也”如古代的商山四皓。另一种是“张其机而兼济”，如尧把天下让给舜，舜把天下让给禹，武王伐纣，等等。
这话的意思就是明道的人中有积极用世的人如诸葛亮，也有消极避世的，如严子陵。
三
第三篇为《析惑》。本篇批评世人昧于形骸性命的关系。只知道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形骸，希望它永生，而忽视了性命一边。换言之，世人只知道看重物质生命的长生，而不知道重视精神生命的长生。形骸是生命的载体，性命或曰精神，乃生命的灵魂。余读无能子之书而有感焉。人生在世，基本的生存条件必须奋斗得到，然后就应着力追求精神生命的延续。如果沉迷于物质财富的追求，一生一世，忙忙碌碌，最后象汽车熄火，与鸟兽草木同腐，有何意思。余草根族出身，前面五十年，几乎都在为物质条件奋斗。五十以后，初具生存条件，因此，将重心转入学问途中。走自己喜欢的读书著书游览写作的道路。不亦乐乎？奈何日孜孜于名利，忘昏晓而忙之。物质财富是一个无底洞，平生只恨聚无多，聚到多时眼闭了！而精神财富的积累则不同，一则可以自娱自乐，二则可以醒世济民，三则可以将自己的贡献融入历史文化的长河之中，避免与草木同腐的命运。
四
第四篇《无忧》析理不透彻。
五
本篇为《质妄》主要批评世人迷于物欲而不能自拔。 他说：“天下人所共趋之而不知止者，富贵与美名耳。”他认为：“所谓富贵者，足于物尔。”“夫所谓美名者，岂不以居家孝，事上忠，朋友信，临财廉，充乎才、足乎艺之类耶？”他认为这都是所谓圣人者尚之，以拘愚人也。他认为，美名的需求来自人，人者，血肉之躯耳。而血肉之躯是朝合而暮坏的东西。并非永恒。他慨叹当时的人“莫不失自然正性而趋之，以至于诈伪激者，何也?所谓圣人者误之也”，这和老庄学说没有多少差异。他说：夫无所孝慈者,孝慈天下;有所孝慈者,孝慈一家。
六
“衡无心而平，镜无心而明”。一染私欲，平衡即刻被打破。这是确定不移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圣人要提倡天下为公的道路。宋明理学家早夜孜孜，研究去，研究来，所要告诉世人的也无非这一句话。
七
“今人手足耳目，则任其自然而驰捉听视焉。至于心，则不任其自然而挠焉，欲其至和而灵通也难矣。”虽至愚之人，束缚其手脚，他也会感觉不舒服，百计求解脱之，而许多聪明人却不解让自己心灵得到自由，而甘心让功名利禄的枷锁锁着。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八
《文王说》第一中有句名言“无为之德，包裹天地；有为之德，开物成务。”在我看来，无为之德，就象我们写书，探讨问题，他不受具体的人物空间时间局限。所以叫无为之德。有为之德，是指那些御用文人写文章论证领导的意图。那种文章的局限性比较明显。
书后半部分大多通过寓言说明前面所论述的道理。其写法与庄子相同。而无其汪洋恣肆之文风。如他们看到幻人（魔术师）可以到滚烫的锅里取物而手不为所伤。幻人的经验是看见火，先忘其身。只要把自己忘掉，只当手是一根棍子，取物无碍，一旦害怕，其术不灵。为的就是说明忘身和无心的妙用。庄子书中这类寓言比比皆是。
作者有一段文字说无为很难为一般人所接受理解。 他说，这就象你给蚂蚁看高山、给井蛙看大海，他们必然不能接受一样，世人沉迷于嗜欲，一如蚂蚁井蛙，。所以，“嗜欲世务之人，语以无为之理，必惑，宿于所习也。于是父不能传其子，兄不能传其弟，沉迷嗜欲，以至于死，还其元而无所生者，举世无一人焉。”
余读此书，略有悟入。因为无为在我，嗜欲在我。也就是说，这个我可以做主的。无为则静，嗜欲则作。静则乐，作则忧。常人惑而终生不得醒悟，原因就在习俗的熏染。高明的人远离习俗的影响，独立地进行思考分析。则必得精神之独立自由。
世人精神之所以不独立，不自由，并非别人不让你独立，不让你自由。而是你自己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本文为博主原创《三元草堂读书记》之一，）
读宋真宗的《劝学文》
喻学才
2009.7.12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千锺粟
书中车马多如簇
书中有女颜如玉
上面这四句诗是宋真宗所写的《劝学文》。
这篇劝学文对中国读书人的精神世界影响之深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分。宋真宗的四句小诗
其影响力要超过先秦荀子、汉代王充以及后世数以百计的劝学文章。原因在哪里？众多的学者所写的劝学篇章主要从学习可以认识客观世界立论，而真宗皇帝处在中国历史上最厚待知识分子的宋朝，自然会从读书做官的实际好处着眼，引诱国民读书求利。
真宗这种功利主义的观点，即使在封建时代也会遭到许多读圣贤书，立圣贤志的读书人反对。明代大臣高拱说他“偶过一学究，见其壁上有宋真宗劝学文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予取笔书其后云：诚如此训，则其所养成者固皆淫泆骄侈残民蠧国之人。使在位皆若人，丧无日矣。而乃以为帝王之劝学，悲夫！”
明人沈狸在《家訓序》中对真宗皇帝的这种赤裸裸的读书好处论也持批评态度：“前代劝学诗文如“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诸语，皆出自明主御制，流传至乆，比户吟哦，信如蓍龟。凡父兄之教其子弟，师友之相为劝勉者，率不外是。以故后学小生当其蒙养未雕未琢，已先以富贵利达荣身饱家之计熏其心胸肺腑，由斯以往，何所不至！”
宋真宗的劝学文没有将道德修养和学问追求结合起来强调，而是过于实用主义地强调了读书对自己人生的实际利益或好处。对比荀子的《劝学篇》， 荀子虽然没有明白地点出学而悟道的重要性，但他也没有把读书人导入实用主义的泥沼之中。对比《吕氏春秋》的《劝学》篇章，《吕氏春秋》则从老师教忠教孝，学生学忠学孝，双方都能受益的角度讨论学习的好处，比较而言，宋真宗丢掉了学习乃为提升人的道德素质这一最重要方面。其教育理念过于功利主义，这个理念间接导致了后世的奔竞风气。
沈鲤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
其实，实用主义的劝学，并不始于宋真宗。唐宋八大家的首席代表韩愈所写《符读书城南》同样是实用主义的劝学法。他也是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的人物。 他在教育儿子的问题上绝对的实用主义。他明白无误地告诉儿子韩符努力读书和不努力读书的后果，让你无法怀疑其真实性。
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踈。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污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与！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君子与小人，不系父母且。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犂锄。不见三公后，寒饥出无驴。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畬。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时秋积雨霁，新凉入郊墟。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巻舒。岂不旦夕念，为尔惜居诸。恩义有相夺，作诗劝踌躇。（《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六）
其实，在劝学问题上，韩愈也不是第一个实话实说的人。请看下面这段《说苑》中记载的2000多年前一个劝学故事：
宁越，中牟之鄙人。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学。学，二十岁则可以达矣。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三岁而周威公师之。（《建本》）
宁越朋友实用主义的告诫可以说同样赤裸裸的。宁越也真能实践的。这个本来要做二十年的实验，他做了十三年就成功了。宁越没有对自己做什么SWOT分析，就这样听进了朋友的一句话，一路不计成败地走下去，结果他成功了。
写到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应该责备宋真宗这个皇帝，不应责备韩愈这个父亲，自然，也不应责备周朝宁越的那位朋友。因为中国文化虽然重视修身，重视个人道德境界的提升，但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质却是重视实际。关注人的需要。这三个不同时代的中国先贤只不过是坦诚的说出了许多中国人心中所认同的事理罢了。中国的教育虽然一向重视人格教育，但因学而优则仕的影响，实际运作起来，品行虽和文艺一样被重视，但我们的科举考试却首先看重的是文章，是考试成绩。而所谓品行则没有相应的考核办法来测评，或曰没有实际的可操作的办法掌控。道德文章虽然道德在前，但道德是虚的，文章是实的。故人多重实而轻虚。重文而轻德。这种体制性的局限直到今天也没有根本的改变。所以在彻底走出学优则仕的局限之前，我们还是不要轻易否定宋真宗等的劝学法。因为他们毕竟都是在激励读书人靠自己努力来改变命运，其积极意义还是主要的。当然，其偏差也是需要预防的。因为教育的终级目的毕竟是培养人的德性器识。而不只是培养谋生的技能和手段。丛林法则虽然在人类社会也客观存在，但人毕竟不能等同于普通动物。教育的功用就在于引导人类元远离兽性，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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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赵辰《立面的误会》
喻学才
2009年1月23日
《立面的误会》，赵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11月版。一册。书价20元。
该书由作者探索建筑、理论、历史的十篇论文汇编而成。书前有杭州甘阳的前言。
赵氏在代序中交代了他的思想认识的进步轨迹。他的认识可概括为：梁思成、刘敦桢为代表的老一代建筑史家所建构的“中国建筑史”学术体系，只能被看成“国际建筑学术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特殊反应”。而这种反应也就等于说梁、刘等人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所建构的中国建筑史体系，只能是借鉴西方建筑史的范式。而时至今日，中国的国力大为提升，国际地位也大大提高。因此，他认为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诠释完全有必要重新来过。这也是他给自己的学术定位。
他对中国古代建筑史领域罕见有人对他的大胆怀疑加入应和感到困惑。他的研究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第一代建筑史学体系建构者梁思成等的分析批评文字。他环视该领域，为自己选择了比较熟悉的中国木构建筑作为切入口。对为什么木构建筑会成为中国建筑之主体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他认为中国建筑文化的主体应包括三大方面：一、建构文化。二、人居文化。三、市镇文化。他认为自己目前仅仅在第一个方面和第三个方面有所涉及。他坦言：和快速推进的城市化速度相比，我们的学术研究远远落后于发展速度。
他对世人对他的两大误解很难释怀：一是学术界认为他选泽浙江、福建等地的廊桥进行研究是标新立异。二，学术界对他批评梁思成、刘敦桢感到不理解。认为对前辈学人不恭敬。他主张当代学人对中国建筑传统的诠释应作到纵览古今，横及亚欧。他在一篇谈林徽因的文章中通过具体的事例说明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学体系建设的贡献比梁思成还大。他分析美国纽约曼哈顿双塔楼（911被撞爆炸）被毁灭的结构方面的原因。他比较西方建筑的立面是山墙，而中国建筑的立面是屋檐下的里立面，都是言前人所未言。他批评梁思成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局限。他指出中国许多学者谈到建筑之树时都说是英国人佛来切尔和他的儿子合著的《佛来切尔建筑史》第一版中提出的。他研读原著后发现建筑之树的提出在小佛来切尔的第四版才出现。即使院士吴良庸先生也未能幸免。佛来切尔建筑史从第一版到现在已经出了20版。许多中国古建筑学者因为没有版本常识，批评西方的佛来切尔建筑史歧视东方建筑，将东方建筑目为非历史建筑。认为应该修正。实际上人家在1961年所出的十七版已经对非历史建筑做了修改，用东方建筑替代了。我们的学者不读书，不研究人家的版本变化，瞎嚷嚷。由此可见，做学问不明版本，是可笑的。
该文集共收入1，民族主义与古典主义——梁思成建筑理论体系的矛盾性与悲剧性。2，中国建筑学术的先行者林徽因。3，关于中国建筑为何用木构？——一个建筑文化的观念与诠释问题。4，对中国木构传统的重新诠释。5，立面的误会。6，Sharawadgi中西方造园景观学说之间的迷雾。7，普利兹克奖、伍重与《营造法式》。8，域内外中国建筑研究思考。9，从建筑之树到文化之河。10，楼殇。
赵辰的文风比较直率。敢疑，敢说。文笔也挺不错的。中国当代的学术界缺少的就是这样的有真知灼见的学人。我们党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号召学术研究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一旦出现真正的争鸣文章，人们又表现出不适应的症状。这不是正常的学术生态。学术界如果没有争鸣，没有不同意见生存的空间，那只能是死水一潭。不利于学术进步。作为读者，我希望赵辰的困惑能够在不远的将来烟消云散。
周佛海日记
喻学才摘录
2008年9月22日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下册）。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3年版，原价66元，9月21日黄昏于品雨斋书店以现价20元买得。归而读之， 兹略摘数则于次，以飨诸博友。
周佛海（1897.5.29——1948.2.28），湖南沅陵平乡周家冲人。1925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筹组工作，曾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脱离中共，成为国民党要员。政治上追随汪精卫，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南京建立傀儡政权，成为汉奸卖国贼。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11月7日以汉奸罪获死刑，1947年4月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将其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病死于狱中。
观此日记起于1937年1月1日，终于1947年9月14日.则显然是从提供研究资料考虑，故截取这十年日记出版。而自看守所至正式入狱日记则多时空交错。过去与现在交叉记载。盖因看守所与监狱日常生活无多变化，记流水账无意思的缘故。
1947年1月2日日记
六时半起，梳洗并清理床被。八时早点，读佛经一小时，散步或与同人闲谈。十一时半，午饭。小睡半小时。下午读佛经一小时，阅书或闲谈。五时晚饭。晚灯光昏暗，不能阅书，与同人唱戏消遣，九时寝。每日如此，监狱中生活无可记载。
宪法昨已公布，百年之基应因此奠定，但中共因未参加国民大会，竟称之为伪宪法。国共间更多一不可逾越之鸿沟。即使和谈重开，殊难觅妥协途径。今后半年，战事必日热化。双方均盼对方军事力量受大挫折而屈服于和谈，但战事愈烈，仇恨愈深，且双方均不至土崩瓦解，然则和平统一殆如幻想而人民苦矣。
1947年1月6日日记
阅李秀成之供状，殆太平天国后起有为之士，惜忠而见疑，不能展其怀抱，坐视其国家陷于绝境。英雄失意，千古同悲，其遭遇亦惨矣！洪氏晚年昏聩无为，其兄弟把持朝政，而又贪污无能，其国之亡，实自取也。岂尽曾、李之功乎？
1947年1月25日日记
余倦甚，本拟即睡，甫上床臭虫成群结队而来，扑不胜扑。时又思潮起伏，百感横生，窗外大雷大雨，几如不闻，彻夜未眠。东方稍白即起，但门已外锁，不能自由外出。默坐想念，今日起，名实俱符为囚犯坐牢矣。
1947年2月4日日记
今日周学昌搬来，谈一年来变化，不胜今昔之感。闻蒋先生前日曾赴徐州，昨日复往，岂徐州紧张耶？迭闻共军已取主动攻势，如徐州入共军之手，则形势将大变，民社、青年两小党对于参加政府迟迟无积极行动，与军事形势实有关系，今后一切当取决于战场。然战争决不能彻底解决国共问题。余于五年前即断言中国决不会亡国，但必大乱。中国不亡幸而言中；中国大乱，实不幸而言中也。然苟大乱无已时，恐必再呈南北朝之形势，亦即今日朝鲜之形势，北为苏联势力范围，南为美国势力圈也。
1947年2月7日日记
今日淑慧带算命、看相者各一人同来。据云：今年丁亥流年亦不佳。须七月后始渐顺利；六月间防大病等语。据形势测之，入监后不仅生活痛苦，且与此间同人分开，精神必感寂寞凄凉；而与骥良分开，渠目前为余代劳者。均需自己操作，心脏病如此，岂能耐此？且目前即使能暂免一死，不能认为可喜之事，恐活罪更痛苦于死罪也。
1947年4月3日日记
下午，忽传高院有人来视察，各门均关，久之不启。后闻因某报载淑慧因余减刑，故送大批贵重香烟分赠同押诸人，以资庆祝。另一报载，同仁每人出资三万元为余作宴庆祝，席中多人演说等。高院院长以看守所不应送入香烟，故派人来查云云。其实两则新闻均系四月一日愚人节报纸所捏造者。
观其4月5日入狱后日记，则其于母亲冥寿日之忆母自责，其狱中感受诸篇，真情实感，并非洪水猛兽，然一着走错，满盘皆输。人生在世，大关大节，能不三思而后行？周佛海能诗，日记中特别是坐牢后经常写诗歌。日记中有一处谈对环境的适应力，很有意思。记中写他和另外三个人关在一个屋子里，最初，他特别不能适应的是听见别人解大便。后来三人错开，则免此难受之折磨。
茗山法师日记选四则
喻学才恭辑
2008年7月3日
本日下午回到三元 草堂恭展当代高僧茗山法师的日记，日记共两巨册，近1800页。乃其外甥许均先生遵照法师遗嘱摘录而成，上海古籍出版社版。2007年我曾读过。今日重温。将其有益世道人心者选出四则，以享博友。
1993年1月11日，周一，多云
与匡亚明晤谈
南京大学前校长，孔学专家匡亚明（年88）昨来镇江宾馆，打几次电话邀我去会晤，今天上午十时，他派车来接我去宾馆。他说他年幼时曾想出家，被老和尚劝止。而后立志：1，在人间做好事。2，保重身体健康。他问我如何修养？我要他放下万缘，多念阿弥陀佛。并略释佛号含义及念佛利益：心灵清净，健康长寿，命终往生极乐。又向他建议说，你老是孔学权威登高一呼，提倡仁义道德，转好社会风气，改正见利忘义的人心，其功不匮，其乐无穷。东方造纸厂书记和厂长来邀他吃饭，他邀我作陪。走到金山佛印居素菜馆，见厅堂一副对联：“僧应惭佛印，客不愧东坡”。我说：“你老是东坡再世，惜我非佛印”。大家哈哈大笑。匡老说：“我听传说，镇江佛教界有两家，1，慈舟是企业家。2，茗山是学问家，诚然也！”
1995年6月18日，周日，晴
自嘲属于“应酬和尚”
祁惠南居士说：“老法师这样忙，能了生死么？”这句话也引起了我的深思。当初我出家的目的，一为了生脱死，二为普度众生。而后来我只顾办佛教会，维护寺庙合法权益，办佛学院培养僧才，广收徒众，讲经度生；尤其近十年来接待、出访、应酬交际，忙得要命；还有开会学习答复来信，写字结缘、晚写日记；可以看得出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应酬和尚”，把生死大事早已忘怀了。偶尔想起，身被业牵，境与愿违，何日才能闭关净修，了脱生死？
1995年10月4日，周三 ，阴雨
整顿僧制不得的遗憾
今日殿堂上早课，能敲大木鱼的人很少，敲得好的更少；念诵的不多，念得上板的更稀，大多声音很低或不开口。根源由于功课不熟或不会。早食后偶往僧寮视察，有少数人看功课，但大多数人看小说或睡觉。这也说明现在僧人的素质差了。吾欲振作整顿僧制，却有人说：“世风日下，你老要求严高，恐难以挽狂澜就先倒了。”唉！
1995年11月22日，周三，晴
住院感悟
今日上午挂水，姓王的护士将针刺到血管外，药水进不去，针眼周围肿起来，而后叫来护士长重新扎，才入血管吸收药水。由此事感到不仅庸医害人，庸护士也害人。联想到各行各业的人，都不可昏庸。都应认真负责，学好技艺，精益求精！尤其是为人师范的教师、教授、法师、禅师之流，更不应昏庸麻痹，而应刻苦钻研，所思所言所行都要十分正确丝毫不能走上歧途，自害害人。
（说明：小标题为喻学才据日记原文主要内容提炼）
红尘游记——孙天胜的散文
喻学才
2008年6月3日
我的朋友孙天胜最近出了一本《此爱不关风与月》。我读完后打电话告诉他感想：读你的散文，怎么总感觉着是在读一本游记？他问，什么游记？我说：红尘游记。他在电话那头会心地笑了。我知道，我猜对了，我说到了他的心坎上啦。于是就将红尘游记四个字拉来做这篇文章的题目。
《此爱不关风与月》被选做了这本散文集的书名，编辑确实是很有见地。因为这篇文章象一盏灯，能够照亮全书。充溢于全书的是作者对人类病痛的关注，对宇宙人生的关怀，而绝非儿女柔情的普通境界。我说他的散文象游记。并不是说这游记都是山水游记，实际上它们大都是关于滚滚红尘中重大问题的游历和思考。古往今来，写游记的人多的是。你可曾见过有人神游宇宙，从太空的角度看地球的？不错，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写过一篇《逍遥游》，其想象力自然是十分的了得，他想张扬的是个人的精神自由。而孙天胜的《孤独的地球》则是以悲悯的情怀在关注着我们生息其上的地球的命运！地球母亲在用自己的语言提醒着她的子民。电闪雷鸣，山崩地震。而她的子民却少有真正关注母亲的。当然，他写地球的孤独和无助，实际上就是在写人类的狂妄和无知！
我们所生活其中的时代，有太多的不同于以往的新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城市规划失误问题，政治体制问题，道德危机问题，价值导向问题，教育改革问题，等等。我们遭遇了人类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变局。比如，在我国文学史上，两千多年来，离愁别苦一直是不变的主题。现在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已经成为历史。在我们的新文学作品中已经很难找到乡愁的主题。存在决定意识，新陈代谢永远是不变的宇宙铁律。天胜虽然经常批评红尘中存在的问题，但他不仅喜新，而且怀旧。天胜的可贵在于他有时也做做滚滚红尘的怀旧之旅，对一些变化着的事物做历史的追溯。如《出门》。
按照佛教哲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复如电，应作如是观。不执着于事物，用发展的眼光看世界是一种正确的发展哲学。天胜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宗教家，他是滚滚红尘中的一颗多情种子。他的深情每每聚焦于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浓得化不开。他象一个旅人，在滚滚红尘中一个又一个驿站里停留，思考。然后把他的理解，把他的忧虑，象两千多年前《列子》书中的那个担心天塌下来的杞人一样慢慢诉诸笔端，希望引起读者的重视。可悲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不是杞人多了，而是太少。很多人在汪洋泛滥的物欲的诱惑面前已经变得麻木了。天塌下来他们想总会有高个子顶着的。
说也奇怪，我的朋友中有环境学家，有城市规划专家，有教育学家。在他们的笔下，连篇累牍的都是对环境污染，城市规划失当、教育体制危机的批评。但真正最感动我的心灵让我经久难忘的还是孙天胜的散文。大概我们搞学术的，每天都要看大量的论文，也要写很多文章，但都是说理的，看多了，也就麻木了。而以情动人、以美感人的散文却不同。它润人心田，撼人心魄。能让你久久地被感动，久久地难以忘怀。他的散文有着慢条斯理，娓娓道来的风格特点。他的散文长于从人们司空见惯的话题中发掘出闪光的理致。他不多说理，却总是能够很轻松地把读者俘虏到手，引导读者掩卷长思。这真是一种不一般的本事。他的散文语言从容不迫，幽默诙谐。既象四川人摆龙门阵，更象哲学家散步谈天。妙语警句，不时爆出，令随行者灿然而乐，醒然而悟。比如，他能从对新疆阿勒泰和内蒙古的罕见大雪联想到我们的牧区超负荷放牧造成的严重生态灾难。并十分轻巧地画龙点睛：这是自然界的无言抗争！《读雪》。他能从中国的沙尘暴灾及日本联想到“黄沙远上白云间”和“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历史公案。三言两语就把人类酿造的生态苦酒端到了你的面前，（《黄沙远上白云间》）令你不寒而栗。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天胜的散文还有许多神来之笔，如他能从千百年来所有中国人都司空见惯的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的春节的热闹和客套中，发现中国民性中个性缺失的严重问题（《过年的感觉》）。《换个角度看腐败》更是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他说：“我常常想，抛开制度的弊端先不论，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优秀者，一旦坐到领导者的那把椅子上，有了权有了钱之后，他们为什么不去进行精神上的高尚追求，而总是喜爱美味佳肴、莺歌燕舞、酥胸美臀、宝马香车？难道人生一世，终极的追求就是这些东西？”谁能说这样的疑问问得不深刻？当年毛泽东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时至今日，该教育的恐怕早已不是农民了，因为农民没有条件腐败。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积习的影响，国人敢于独立思考独立表达意见者甚至被目为脑子灌水。作者在《王小波逝世五周年祭》一文中酣畅淋漓地做了表达：“自由本是人的天性，可由于文化的逼迫，有太多的人的天性几乎是在他刚生下来的时候就丧失殆尽。这样的行尸走肉真的还不如不活，这世界本来就已如此拥挤，再添更多没思想的人就更是糟糕。思想能展开翅膀在天上飞翔，那该是多美的事情，可惜天空虽然辽阔，而地上的猎手太多了，他们的枪法是从秦朝时就开始练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这世上最优秀的射击教练，你的翅膀还没扇动几下，便已有多个枪口的十字准星瞄准了你。你认为无智无趣无性的生活难以忍耐，他却觉得那真是好极了。”我们觉得，作者的悲哀和半个世纪前的鲁迅所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喊很类似。其实要救的又何止孩子！一个民族，如果缺少独立思考的人，大家共有一个脑袋，在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的今天，该是多么危险啊。
天胜的散文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只要你静下心来读了一篇，你肯定还想读第二篇。待你读了第三篇后，你就会决定不能一次读完。应该留着慢慢品尝。我就是这样读《此爱不关风与月》的。最初，我在湖北恩施开会，孙教授送书给我。当晚我就迫不及待地看了两篇，回家的飞机上，我又看了三篇。回到家中，我把他的书置于床头，每天晚上睡觉前读一、两篇。在现实的红尘世界中忙碌一天后，再在文字的红尘世界里游历一会。感觉极其快乐。那种愉快感就象将军新得宝刀一样，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
我相信读者会喜欢这本“红尘游记”的。因为它内容丰富，“天上人间诸景备”。跟着他神游，你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尽情享受这红尘大餐。因为他思想深刻，跟着作者旅行，你可充分分享这独立思考的精神盛宴。
2008．6．1 上午初稿于三元草堂
可爱的林散之
喻学才
2008.4.12
林散之(1898-1989),原籍安徽,生在南京江浦(现浦口区).我国当代著名书法家.有当代中国草圣之誉.据研究,他是当代书法家中唯一没有被评论家们批评的人.林散之成名很晚.其标志是1973年日本书道家代表团来南京访问,点名要拜见林散之,期间,有林散之现场写字,日本书道访华团成员惊叹他的书法艺术之高超.他因此而一举成名.但真使他享受大名则在1984年5月,当时日本最负盛名的大书法家青山杉雨率日本书法家代表团来南京访问.专程拜访林散之先生.这位十分狂傲的日本书法家给林散之的赠字"草圣遗法在此翁".自此,他便有了"当代草圣"的雅号.
林散之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并不在于他的大书法家的名声.而在于他的为人很可爱.首先,他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为时尚所左右,不为名利所诱惑.他一生最喜欢的三件事,一是画画,二是做诗,三是写字.他的书法如前所述,已经是举世公认.但他自己最看重的创作则是他的诗词集《江上诗存>》。费新我先生为林散之先生画过一幅关于林散之先生的写意画.画面上的林先生一个人在山林中大步奔走.一手挥着手杖,一手提着藤篮.其实那就是林散之先生平日生活的真实写照.据说,他的藤篮是不离身的.特别是战乱年代.藤篮里装的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他的<江上诗存>的稿本.他嗜诗如命.平日一有机会就写,先是写在纸片上.然后誊抄到稿本上.当然他的藤篮里也会装上一些画稿和笔墨纸砚之类的东西.
林散之还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待人真诚,有着难得的菩萨心肠.他在解放前曾经为分救济粮的事情和贪腐的乡长对着干,深得乌江当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日寇占领乌江期间,一些假洋鬼子(伪军)为了圈钱,随意抓捕无辜百姓,迫使其家庭送钱换命.为了营救乡亲,林散之先生也曾被迫给那地方军阀写过字.画过画.解放后,出任江浦县副县长,主管福利.据说,当时想补助的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在申请报告上哭穷.林散之先生一看就心软,就批同意.县里没法,只好让他主管其他工作.这件事成为江浦县的一大逸闻.他在江浦做副县长期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可见其为人风格.当时他们县圩区内旱情严重 ,圩区外江水上涨.老百姓要求在堤上开口放水救庄稼,而县委书记则害怕溃堤承担历史责任.两下顶牛.林散之这个书生县长却和书记发起急来,说:放水救灾要紧.出了事,杀我的头!书记只好同意.平日的林散之则是白天忙工作,晚上青灯一盏读书写诗画画.在新中国江浦的历届县长中,象他那样的人,可能也是绝无仅有.
林散之的二儿子林昌庚教授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林散之》的传记.林昌庚是林学专家,文笔优美,十分好读.书中还有更多的关于林散之可爱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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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学才，男，1954年12月出生，湖北省大悟县人，文学硕士，现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旅游学系教授，东南大学旅游规划研究所所长，南京金乌旅游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1985年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向研究旅游。1986年发起并成立湖北省青年旅游研究会，被推举为会长。主编会刊《中国旅游学探索》，任主编。1987年参与发起中国旅游文学研究会(即后来的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文学专业委员会)，任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负责应用开发方面的工作。1990年借调海南省旅游局，策划首届国际椰子节，兼《大旅游导报》编辑部主任。1993年2月调入东南大学负责旅游专业工作，历任旅游文化教研室主任，中国文化系副主任、主任，旅游学系主任，2002年，主动离开系主任岗位，除继续主持东南大学旅游规划研究所外，潜心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规划设计领域。2004年，协助本校建筑历史学科负责人朱光亚教授成功申报建筑遗产保护与管理博士点。
教育及工作经历：
科学研究：
论文专著：
其它：